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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洋务运动》，第6册，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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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洋务运动》，第6册，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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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洋务运动》，第6册，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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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洋务运动》，第6册，第223—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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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洋务运动》，第6册，第183—186、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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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洋务运动》，第6册，第200—20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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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洋务运动》，第6册，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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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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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日本政治史》，第1册，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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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等译：《日本政治史》，第1册，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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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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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局军事转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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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章所述，由于中日双方对战略机遇期的不同理解及运用，近代中日军事竞争日趋升温。事实上，李鸿章比旁观者更清楚如下事实：他的和戎战略要想成功，必须有强大的军事保障。所以他非常认同梅启照所说的：“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1]而他本人也落了一个“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的历史印象。[2]但是，军事转型能否成功，并不单纯由一方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当我们将中日双方置于19世纪军事史的大环境下考察时，就会发现，以李鸿章为首的晚清军事改革精英们，从未认清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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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19世纪的陆海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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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的两个后发国家，中日两国的陆海军发展注定带有深刻的追赶色彩。如不能理解19世纪军事发展的前沿动态，就难以精准理解中日军事转型竞争的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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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蒸汽动力的陆权化，和工业化总体战趋势的愈演愈烈，构成了19世纪陆战变革的基本环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方式和军人的思维训练，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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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下述两个特点：（1）战场空间有限。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最高统帅依然可以直接控制会战进程，并亲临现场，以目力观察和口述命令影响会战进程。（2）重视指挥官的勇气和经验，轻视其知识和学习。以威震欧洲的普鲁士军队为例，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其军官团仍以庄园贵族子弟为主，且这些军官几乎完全不学习数学，也不接触最新的军事地图测绘工作。“一位将军只要勉强写出其姓名，就不算是没有受过教育；好一点的话，则可能自夸为学者、墨客、及三流作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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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军事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引发了全新的战争指导诉求：“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任。……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姓埋名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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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得风气之先者即为普鲁士陆军中的改革派。在沙恩霍斯特、格纳泽瑙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人的带领下，普军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构建了全新的参谋总部制度，并最终为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完善。[5]这一新制度兼有下述四种职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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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相关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失败研究与错误研究，尤其是对自身的失败和错误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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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它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地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避免军人成为学究，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实地勘测与数据采集），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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