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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参谋总部革命是19世纪军事变革中的重要一环。这一变革虽然由普鲁士—德意志陆军发起并完成，其价值和影响却不局限于陆军和陆战范畴。其实质为立足于新式战争观而形成的全新的军令机构。这一影响逐渐波及海军，从而推动了海军参谋部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海军军令系统的建立，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海军作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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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项变革综合在一起，导致19世纪的海军发展竞争激烈，牵涉甚广，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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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装备与战术 受人是陆生动物这个基本事实的限制，海军和陆军相比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即海军对装备的依赖度非常高，而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又严重依赖于相应的技术。另一方面，装备的设计、使用也离不开战术思想的指导和战术需求的限制。这就使得技术、装备和战术三者的互动，构成了整个现代海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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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海军的生存、发展和使用，又离不开基地的支持。一国海军基地的数量、质量、位置，直接影响一国海军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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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其组织和教育 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战术、基地，都需要具体的人来发明、改进、维护、使用。故而，海军人员的组织、教育和使用就成为第三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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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管制体系 有了精通技术、装备和战术的人员之后，如何进行指挥管制，就成为第三序位的问题。从作战的角度讲，这主要牵涉舰队的划分和管理。从平时和战时整体管控的角度讲，则涉及军政、军令机构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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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在前述基础上，现代海军得以发展，发展的规模则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制约：（1）综合国力；（2）稳定的专项经费；（3）一国因现实需要，对陆海力量比例的平衡；（4）海军内部对质与量的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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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体系 对前述所有内容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构成了海军学说。先发国家往往是通过漫长的创新，形成一套先进的实践体系，且常常带有“日用而不知”的特色，如不能及时进行学说化，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循循相因中，反被传统束缚，难以创新。后发国家虽无传统束缚，但普遍无法再借助漫长的摸索去重走先发国家的道路，而必须在急迫的国防压力下实现迅速发展，这就导致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更需要学说体系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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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后拿破仑时代的陆军和陆战已呈现出日趋科学化、专业化、复杂化的趋向。现代海军更是一个结构高度复杂的巨型组织，如不能系统地把握，即无法有效地发展、使用海军。但遗憾的是，晚清时代的军事精英却鲜有人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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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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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中国军事转型观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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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以军事起家，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单纯的器物变革并不能形成战斗力，相对于铁路、电报，更重要的还是参谋总部制度及其背后一整套全新的军事思想和战争观念。而这个缺陷又并非李鸿章独有，而是自魏源以降，晚清改革派精英的共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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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科举内容的影响，晚清精英阶层对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均有相当的隔膜，甚至不乏以奇技淫巧大加排斥者。在这种氛围中，魏源能率先认清西洋坚船利炮的现实，可谓当时的开明思想，但仅知坚船利炮，而不知船炮背后之兵制、战术、后勤、人事、思想、精神，则是先行者往往难以避免的局限。而不幸的是，整个晚清时代，始终未能突破魏源的这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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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武器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中，确实非常重要，原因即在于：武器居于人、战术、技术和生产力的交汇地带，并在与这些因素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战争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兼之技术变革的周期非常漫长，从而严重限制了武器的重要性。所以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更易于形成战斗力。这个时代，战争的艺术性远高于科学性。进入工业时代后，制造业的重要性直线上升。同时，随着科学革命的形成和不断深化，技术变革周期日趋缩短，武器的重要性随之直线上升。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武器取代了其他决胜因素，而是使得其他决胜因素的运用必须高度依赖武器而展开。战争的科学性随之开始压倒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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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战争日趋科学化、精密化的时代，没有新式武器，再想靠传统的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弥补装备差距，或可成功于一时一地，但终究难以持久。反之，如果只有新式武器，却完全是旧式编制、指挥模式和战术思想，同样无法进行真正的现代战争。这是魏源时代的国人难以迅速领悟到的一个系统认识。影响所及，整个近代中国军事学说发展，始终跳不出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低级对立，而从未升华到立足战争需求发展新武器系统和立足武器变革设计新军事体系的高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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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恭亲王和文祥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时，[16]其实质并非要以新式武器为着力点，进而探究整个现代战争体系，而是满足于“制器”本身。曾国藩固然不满足于“制器”，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17]但是，在“修政事、求贤才”与“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全部被曾国藩无视了。而其“修政事、求贤才”本身也有很大局限，仍不出传统儒学内圣学派的一套道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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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内阁学士梅启照所言：“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18]更深层的思想展示，则莫过于光绪二年李鸿章在《答彭孝廉书》中的夫子自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开辟之初，生民浑噩，所需于世者盖寡，其后不能无以自养，不能不相往来，即不能无争斗。圣人者出，于是有耒耜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数千年来，土宇日辟，智巧日生，……而天复使泰西诸国研精器，数以通我中华，于是有农织之机器，有火轮之舟车，有钢铁之枪炮，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然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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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器论的最大问题即在于，“道”过于高端抽象，“器”过于低端具体，而缺乏中间环节的连缀。这亦可由李鸿章本人的经历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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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太平天国内战期间，李鸿章关注的即为纯武器装备问题，他一度以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20]“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21]此后，他对现代军事变革的关注虽从单纯的战斗装备渐次扩展到新式交通、通信手段，但在本质上仍未突破“道器论”的窠臼，对现代军事体系、军事学说和陆海战形态严重缺乏理解。此后，李鸿章本人随着官阶的提升，自然不可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他聚拢的一批智囊精英也无一人能突破这个格局。甚至在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之后，他总结战训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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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币，制造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较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陆战之不力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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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战中日双方之武器差距并不大，陆战武器尤其接近。日军获胜原因本书其他章节另有详细分析。此处仅强调指出李鸿章之战争观和战斗观均过分拘泥于武备层面。相对于那些对现代武备一窍不通的旧式文人，李鸿章固然有其超越同侪之处，但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就严重限制了晚清军事建设的成就。而没有军事力量保驾护航，一切发展性变革终将验证亚里士多德关于“失去武装保护的财富只能引发强邻觊觎”的预言。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无一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晚清之陆海军建设即深受此种认知缺陷的拘束，始终未能得到真正有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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