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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府司令长官在军政方面接受海军大臣的指示，作战计划方面则接受海军军令部总长的指示。镇守府司令长官的幕僚人员和组织包括：军港司令官、造船部长、兵器部长、会计部长、建筑部长、镇守府卫生会议议长、镇守府会计监督部长、镇守府军法会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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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1日，吴港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同时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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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初步形成了五个海军区、三个镇守府，以太平洋沿岸为战略腹地，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日本海沿岸的战略布局。镇守府制度和前述军政、军令系统及舰队建设结合在一起，为日本海军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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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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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引进新式海军教育。但和晚清一样，这种教育高度注重军舰操练，内容非常狭隘。自明治维新后，这种局面迅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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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年九月十八日（1869年10月22日），新政府在东京筑地原幕府军舰操练所的基础上，开设了海军操练所。[67]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政官在题为《兵部省前途之大纲》的报告书中明确了海军教育的重要性：“欲使皇国军队迅速统一起来，首先要有可充当教官的人材，否则就难以领导和指挥数千人。有了人材，就可开办学校，进行战术教育，建立海军之基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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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年一月十一日（1870年2月11日），海军操练所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十一月四日（12月25日），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寮，下设幼年学舍、壮年学舍和专业学舍三部分。其中幼年学舍招收15—19岁的学员，进行预科二年、本科三年的教育，预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汉学、数学（代数）、马术、武术、游泳。本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航海学、炮术、造船学、蒸汽轮机学、兵学、军律、化学大略、海上诸规则、医学。壮年学舍招收20—25岁的学员，进行为期三年的速成专业教育，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数学、航海术（海上测量学·船具运用学）、炮术、蒸汽器械学、造船学、海上诸规则、海陆军律。以教导下士官为目的的专业学舍则未开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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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五年（1872）一月九日，明治天皇巡幸海军兵学寮，题词勉励，还旁听了粟津高明主讲的英国海军史，并观摩了相关专家解说的各类教学器械。[70]十月，设置了负责海军医务卫生的海军军医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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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六年（1873）7月27日，英国海军战术名家英格里斯少校（Major Inglis）率领的34人教官团抵达日本，帮助海军兵学寮制定了规章制度，奠定了日本海军军官教育的基础，也奠定了日本海军战术研究的基础。[72]8月，开设海军医院学舍，是为海军军医学校之发端。10月，在海军兵学寮内增设了轮机专业，是为海军轮机学校之前身。[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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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九年（1876）8月31日，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明治十四年（1881）7月28日，海军兵学校附属轮机学校独立为海军轮机学校。[74]此后又逐步发展出海军军医教育系统，并在镇守府之下发展出完备的新兵训练体系。明治二十一年（1888）又设立了海军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校。[75]8月1日，海军兵学校校址从筑地迁至广岛县江田岛，[76]逐步发展为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并形成了直到今天仍被海上自卫队尊奉的江田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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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演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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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军教育相表里的另一面是日本海军对演习的高度重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军自身的演习，一个是海陆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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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演习规定已高度完善，海军自身的演习分为如下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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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次演习，每月一次，由各舰船部队分别进行。演习内容为：（1）本舰，战斗准备；（2）本舰水雷防御准备；（3）陆战队上陆及陆战；（4）水雷攻击及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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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演习，每年春天进行一次，由镇守府及相关舰队进行，演习内容为：（1）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防御；（2）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攻击；（3）港湾封锁及占领；（4）击退封锁港口的敌舰；（5）舰船对抗；（6）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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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演习，无规定周期，由镇守府和相关舰队根据需要组织，内容与小演习相同，但规模更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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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年（1887）6月，日本海军在清水湾集中扶桑、高千穗、浪速、海门、筑紫等五艘军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演习，这也是日本海军进行的第一次小演习。战斗方法调查委员会对演习中出现的战术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此后，相关研究转往横须贺，用小汽船代替军舰进行模拟演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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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陆海军之间的联合演习也极受重视。明治二十二年（1889）1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2月，陆军又颁布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条例”。[79]同年3月27日，日本海军在东京湾举行了第一次大演习，演习历时四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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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三年（1890）3月28日，明治天皇亲自统辖监管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演习地点在名古屋，共计16艘军舰、8艘鱼雷艇、29艘运输船及其他杂役船参加了演习。[81]此前的历次演习，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是立足日本本土防御，侧重点为抗登陆作战，战术研究的重心也是置于防御方的立场上。但是，从这次演习开始，演习的重心开始转向夺取重要港口。陆海军双方的战术研究重心也都转向了攻击一方。[82]陆军在这次演习中还特别检验了学自德军的大规模铁路机动和野战电报通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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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四年（1891）12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野外要务令》，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进一步细化为两类五种：第一类为小机动演习，包括旅团演习、师团演习、师团假想敌演习。第二类为大机动演习，包括监军统辖监管的师团对抗演习和天皇统辖监管的特别大演习。其中，师团对抗演习是召集预备役的战时编制演习，特别大演习则是不进行预备役召集的常备军演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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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五年（1892）3月21日，日本海军又实施了第二次大演习。[85]同年10月23日，天皇又统监了宇都宫特别大演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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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北洋海军的定期演习只有三年一次的校阅，且实战性极低。陆海联合演习则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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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日本海军在建设的系统性上同样远远凌驾于清国海军之上。此种系统性在人员的使用上有鲜明体现。中方往往在不经综合历练的情况下授予留洋学生以管带职务，此后管带又长期没有升迁空间。日本则能令相关人员在不同舰种、不同岗位上反复锤炼、逐步升迁从而铸成栋梁。[87]此人事差异归根结底，即双方海军建设系统性差异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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