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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军教育相表里的另一面是日本海军对演习的高度重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军自身的演习，一个是海陆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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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演习规定已高度完善，海军自身的演习分为如下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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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次演习，每月一次，由各舰船部队分别进行。演习内容为：（1）本舰，战斗准备；（2）本舰水雷防御准备；（3）陆战队上陆及陆战；（4）水雷攻击及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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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演习，每年春天进行一次，由镇守府及相关舰队进行，演习内容为：（1）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防御；（2）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攻击；（3）港湾封锁及占领；（4）击退封锁港口的敌舰；（5）舰船对抗；（6）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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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演习，无规定周期，由镇守府和相关舰队根据需要组织，内容与小演习相同，但规模更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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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年（1887）6月，日本海军在清水湾集中扶桑、高千穗、浪速、海门、筑紫等五艘军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演习，这也是日本海军进行的第一次小演习。战斗方法调查委员会对演习中出现的战术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此后，相关研究转往横须贺，用小汽船代替军舰进行模拟演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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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陆海军之间的联合演习也极受重视。明治二十二年（1889）1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2月，陆军又颁布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条例”。[79]同年3月27日，日本海军在东京湾举行了第一次大演习，演习历时四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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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三年（1890）3月28日，明治天皇亲自统辖监管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演习地点在名古屋，共计16艘军舰、8艘鱼雷艇、29艘运输船及其他杂役船参加了演习。[81]此前的历次演习，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是立足日本本土防御，侧重点为抗登陆作战，战术研究的重心也是置于防御方的立场上。但是，从这次演习开始，演习的重心开始转向夺取重要港口。陆海军双方的战术研究重心也都转向了攻击一方。[82]陆军在这次演习中还特别检验了学自德军的大规模铁路机动和野战电报通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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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四年（1891）12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野外要务令》，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进一步细化为两类五种：第一类为小机动演习，包括旅团演习、师团演习、师团假想敌演习。第二类为大机动演习，包括监军统辖监管的师团对抗演习和天皇统辖监管的特别大演习。其中，师团对抗演习是召集预备役的战时编制演习，特别大演习则是不进行预备役召集的常备军演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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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五年（1892）3月21日，日本海军又实施了第二次大演习。[85]同年10月23日，天皇又统监了宇都宫特别大演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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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北洋海军的定期演习只有三年一次的校阅，且实战性极低。陆海联合演习则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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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日本海军在建设的系统性上同样远远凌驾于清国海军之上。此种系统性在人员的使用上有鲜明体现。中方往往在不经综合历练的情况下授予留洋学生以管带职务，此后管带又长期没有升迁空间。日本则能令相关人员在不同舰种、不同岗位上反复锤炼、逐步升迁从而铸成栋梁。[87]此人事差异归根结底，即双方海军建设系统性差异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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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竞争焦点的再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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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在陆海军建设的系统性上均远远压倒了晚清，但在一个重要环节上，双方却同时陷入了僵局，这就是海军舰船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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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军舰船的建造，和一国的工业实力、研发能力密切相关。作为两个落后的后发农业国家，中日两国的现代造船业起步大体同时，都在19世纪的60年代，发展也同样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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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元年（1861）五月，幕府决定将全国沿海地区划分为6个守备区，进而配备6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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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户为中心的东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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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箱馆为中心的东北备，下辖蒸汽战船98艘，人员16 2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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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州别所为中心的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22艘，人员3 9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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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为中心的西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22艘，人员3 960人。以长崎为中心的西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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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阪为中心的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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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军舰370艘，人员61 205人，军官5 460人。[88]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彻底的空想，因为直到一战爆发的1914年，日本海军的人员才达到了近似规模，但舰艇数仅168艘。[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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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这种空想情绪仍有相当的遗留。就在决定分别向英德学习海陆军兵制的明治三年（1870），日本兵部省提出了发展一支200艘军舰规模的海军的计划，因无法落实经费而流产。[90]海军省独立后，胜海舟在明治六年（1873）又提出了一个十八年造舰计划，准备建造26艘铁甲舰、14艘大型舰、32艘中型舰、16艘小型舰、16艘运输船。同样因其不切实际而遭搁浅。1881年底，海军卿川村纯义建议在西海岸再增设一个新造船厂，在未来20年内，每年建造3艘新军舰。仍超出当时日本国力范围。[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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