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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四年（1891）12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野外要务令》，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进一步细化为两类五种：第一类为小机动演习，包括旅团演习、师团演习、师团假想敌演习。第二类为大机动演习，包括监军统辖监管的师团对抗演习和天皇统辖监管的特别大演习。其中，师团对抗演习是召集预备役的战时编制演习，特别大演习则是不进行预备役召集的常备军演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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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五年（1892）3月21日，日本海军又实施了第二次大演习。[85]同年10月23日，天皇又统监了宇都宫特别大演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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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北洋海军的定期演习只有三年一次的校阅，且实战性极低。陆海联合演习则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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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日本海军在建设的系统性上同样远远凌驾于清国海军之上。此种系统性在人员的使用上有鲜明体现。中方往往在不经综合历练的情况下授予留洋学生以管带职务，此后管带又长期没有升迁空间。日本则能令相关人员在不同舰种、不同岗位上反复锤炼、逐步升迁从而铸成栋梁。[87]此人事差异归根结底，即双方海军建设系统性差异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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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竞争焦点的再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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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在陆海军建设的系统性上均远远压倒了晚清，但在一个重要环节上，双方却同时陷入了僵局，这就是海军舰船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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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军舰船的建造，和一国的工业实力、研发能力密切相关。作为两个落后的后发农业国家，中日两国的现代造船业起步大体同时，都在19世纪的60年代，发展也同样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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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元年（1861）五月，幕府决定将全国沿海地区划分为6个守备区，进而配备6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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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户为中心的东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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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箱馆为中心的东北备，下辖蒸汽战船98艘，人员16 2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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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州别所为中心的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22艘，人员3 9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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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为中心的西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22艘，人员3 960人。以长崎为中心的西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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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阪为中心的南海备，下辖蒸汽战船76艘，人员12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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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军舰370艘，人员61 205人，军官5 460人。[88]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彻底的空想，因为直到一战爆发的1914年，日本海军的人员才达到了近似规模，但舰艇数仅168艘。[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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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这种空想情绪仍有相当的遗留。就在决定分别向英德学习海陆军兵制的明治三年（1870），日本兵部省提出了发展一支200艘军舰规模的海军的计划，因无法落实经费而流产。[90]海军省独立后，胜海舟在明治六年（1873）又提出了一个十八年造舰计划，准备建造26艘铁甲舰、14艘大型舰、32艘中型舰、16艘小型舰、16艘运输船。同样因其不切实际而遭搁浅。1881年底，海军卿川村纯义建议在西海岸再增设一个新造船厂，在未来20年内，每年建造3艘新军舰。仍超出当时日本国力范围。[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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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明治十四年之前，横须贺造船厂只具备制造木质军舰的能力。从明治十五年才开始试制铁骨木壳战舰，明治二十年（1887）才建成第一艘钢质军舰——1609吨的通报舰八重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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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中国的现代造船业起步本来就比日本晚了几年，中法战争期间，福州船政局又遭到法军的破坏，使得中国在1889年才建成第一艘国产钢质军舰——2 067吨的近海防御铁甲舰“龙威”号（即日后编入北洋海军之“平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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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造舰船体系的发展缓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现实冲突的急迫性。如何协调好长期的发展和短期的国防需求，就成了中日两国都要考虑的问题。正所谓急则治标，最终双方走了同一条道路：以外购军舰为战斗主力，同时逐步发展本土的造船业。但后者毕竟缓不济急。这一事实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一旦当清王朝不能把握陆权复兴的良机，又无法在陆海军建设的系统性和先进性上压倒日本，则其应对日本威胁的方法便只剩下了购买先进军舰一途。这是下策中的上策。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岛国，如果不能夺取制海权，就难以有效地对外扩张。而没有军舰，一切都是空谈。中日对抗的焦点随之再度转向。这就引出了新一局对抗：中日购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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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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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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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宝真：《德国军事史：1640—1918》，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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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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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国军事史：1640—1918》，第39—147页。《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年》，第17—92页。《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282—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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