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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订购前述三舰的同一年,李鸿章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订购了4艘军舰,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4艘蚊炮船(又称伦道尔式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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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桑等三舰列装的1878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再加上山东省购买的镇边、镇中,福建购买的福胜、建胜,江南制造总局自造的金瓯,两广仿造的海东雄、购买的海镜清,中国共计拥有了15艘蚊炮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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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蚊炮船,属于19世纪的新概念军舰,其基本特色为小船装大炮,任务是作为可移动的水上炮台防御港口,所以吨位小、航速慢,只适合在近海浅水区活动。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言,以吨位论,最小者如金瓯只有195吨,最大者如镇中、镇边和海镜清也不过440吨;以航速论,最慢者如海东雄只有7.5节,最快者如六镇、金瓯、海镜清,也不过10节。却都装备了强大的主炮,龙骧、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试射时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326毫米铁甲的成绩,飞霆、策电的12.5英寸火炮试射时则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414毫米铁甲的成绩。[3]其设计目的即在于,以此火炮克制敌军之铁甲巨舰。这种设计思路和日后的撞击巡洋舰、鱼雷艇、导弹快艇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发挥近海防御优势,以小船破大舰。而购买者的心态则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找条终南捷径。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杀手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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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残酷的事实证明,现代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一有全有,不进则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陆权复兴的时代,倒不如建陆基炮台、建铁路、增强陆军机动性。而一旦发展海军,就断不存在只能在口内作战的海军。更何况蚊炮船火力虽强,但速度慢、防护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实战效能极低。尤其随着机关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发展,蚊炮船此类武器在大型军舰面前只能发起成功率极低的自杀性进攻。如果敌军在远离港口的海岸线上发起登陆,对军港进行陆上的远距离迂回攻击,则蚊炮船更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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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略、作战、战术意识的全面匮乏,关于蚊炮船的此种致命缺陷,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购买新的蚊炮船,绝不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缺陷,而是出现了更新、更大号的变种蚊炮船可买。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后续推出的撞击巡洋舰和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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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撞击巡洋舰,指的是一种轻防护、重火力的新式巡洋舰。之所以要冠以撞击一词,是因为这种武器不仅依赖大口径火炮威胁数倍于己的主力舰,而且要靠撞角和撞击战术击败强大的对手。原来,由于铁甲舰的第一次投入实战事出突然,舰载火炮由于从未想到要对付此类目标,从而输掉了第一轮甲炮竞赛。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铁甲舰之间的海战——1862年的汉普敦锚地(Hampton Road)之战,结果竟是双方互相猛轰,却各自安然无恙,于是只好以最原始的战术——撞击来结束。[4]到1866年的意奥利萨(Lissa)海战,奥军旗舰仍是用撞击战术撞沉了意军旗舰。[5]正是受到这两次早期铁甲舰实战案例的影响,撞击战术风行一时,撞击巡洋舰即因之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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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鱼雷艇则是伴随着鱼雷这种新兵器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武器,目的仍在于近海防御、以小搏大、低成本制胜。但是,19世纪的鱼雷技术极其不成熟,鱼雷艇基本只能用于自杀性进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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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朗造公司似乎吃准了李鸿章想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心态,在新式撞击巡洋舰上又外挂了鱼雷艇(后因不具备可行性,而被迫改为实战效能更差的杆雷艇),形成了当时的超新概念军舰。此型军舰满载排水量1 542吨,航速16节,装备26倍径的10英寸火炮。据说用实心弹可在3 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6]这无疑就是蚊炮船思想的深化发展。消除了蚊炮船低航速的劣势,保留了吨位小、火力强、造价低的优势。但防护力差、适航性差、实用性差的弱点仍未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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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于这款过于新潮的实验性兵器却非常欣赏,故在1879年12月订购了两艘,并命名为超勇、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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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同时期日本海军购买的军舰则多是采用新技术的成熟型军舰。这就使得日本海军得以长期维持了对华海军优势,并在1882年、1885年的朝鲜冲突中换取了相当实利(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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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铁甲舰一如今日的航空母舰,毕竟是举世公认的最强军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何况,自日本购进扶桑的那一刻起,中国便形成了一种“居然日本也有了铁甲舰”的舆情。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内部迅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购买铁甲舰的声音。在地区间预算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看待铁甲舰,他都绝不希望这一大笔款项落在其他总督手中。于是,一旦他发现中央政府愿意为购买铁甲舰拨款,便立即抢先行动。1880年12月2日、1881年5月23日,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相继订购了两艘铁甲舰,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排水量超过七千吨的铁甲舰,拥有超强的防御力,各装备四门克虏伯305毫米主炮,是当时东亚的头号巨舰。同时期日本则根本没有同级别的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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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定远、镇远的列装还对清廷的整个军舰外购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今天很多人对航母的心态一样,没有时一心想绕开,有了之后又急于形成战斗力。但单艘航母固然成不了编队,如以航母配鱼雷艇和护卫舰,更是不伦不类。一旦有此巨舰列装,必然要求为之配备相应的辅助舰种。定远、镇远的服役也产生了类似效应。在这种“一有全有,不进则退”的环境中,晚清军舰采购思路无意间被逼上正轨。正如薛福成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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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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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的军舰采购走势随之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此后陆续订购的三艘穹甲巡洋舰(包括济远、致远、靖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包括经远、来远),便都是围绕增强铁甲舰的编队战斗力这个中心思路购买的。而这些军舰都以“远”来命名,更体现了清廷的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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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支东亚第一舰队,实在是歪打正着组成的。清廷上下,对每类军舰的实质和用途并不清晰,薛福成的论述虽貌似很有系统性,实则仍跳不出纯武器层面,明显缺乏清晰的战术、战略意识。雪上加霜的是,从1888年起,清王朝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暂停了军舰购买和武备更新。而日本则能持之以恒,密切关注、追赶国际海军前沿变革。清廷又不敢利用海军优势对日本发动预防性战争,也就只能坐待日军的再反超。而日军一旦实现了再反超,就不会再给中国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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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日本的再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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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五年(1882)12月25日,明治天皇下达谕令:“戊辰以来,百姓休养生息,增强国之根本,专心致力内政。然而鉴于当今寰宇形势,不得不加强陆海军军备,故望朝廷评议会从国家利益长远计议,酌定适宜措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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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日本大藏卿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在1883年起的八年内,连续拨款2 400万日元,用于海军军备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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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国的日本虽然做了极大的财政努力,但是和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却依然难以跟上清王朝的购舰步伐。当时一艘定远级铁甲舰的价格,超过了日本海军全年预算总额。日本出于预作最坏打算的考虑,不仅短期内不敢乞求公海决战的胜利,反而开始谋求近海防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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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八年(1885)8月26日,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以聘请一般外国专家价格20倍的厚薪聘用法国海军舰船设计名家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横须贺海军工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旋获批准。白劳易于次年2月2日携家人抵达横须贺,一直工作到1890年2月才返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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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白劳易的建议下,日本海军决定从法国定购三艘标准排水量4 278吨的二等海防舰。此款军舰的设计思路可以说是巨型版的蚊炮船。两舰的排水量虽明显小于定远、镇远两舰,但却各装备一门320毫米口径的38倍径加农炮。该炮在试射时打出了每秒703米的初速,从理论上已可以击穿定远、镇远两巨舰的主装甲。对于这三艘被寄予厚望的战舰,日本人最终决定以日本古三景: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命名,故又称“三景舰”。日后的实战证明,这三艘军舰都是设计败笔(详细分析见本书的大东沟海战章),唯一让日本人欣慰的是,在日方的坚持下,第三艘同型舰改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对日本的本土造舰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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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日本海军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正统发展思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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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九年(1886)6月,日本政府又发行了1 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9]同年8月,以定远、镇远为首的六艘北洋海军军舰访问日本,引发日本朝野震动。明治天皇于1887年3月14日,对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下了如下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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