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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九年（1886）6月，日本政府又发行了1 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9]同年8月，以定远、镇远为首的六艘北洋海军军舰访问日本，引发日本朝野震动。明治天皇于1887年3月14日，对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下了如下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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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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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后，日本举国响应，在短短数月内便募集了2 038 524日元22钱1厘的巨款。其中，普通民众捐款1 692 700日元，华族捐款24万日元，官吏捐款105 824日元22钱1厘。[11]这些经费都用于了发展海军。要知道，当时日本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也不过3到5日元。很多民间捐款不过30钱、50钱，数额虽少，但全民参与，其精神力量已远远凌驾于同时期的清王朝之上。而日本媒体更有连续大版面刊载数十钱捐款者名单的行动，一时形成举国若狂的海军捐款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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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初，鉴于国会一再否定海军省的扩军计划，明治天皇于2月10日，“将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顾问官以及贵众两院议长召到宫中，谕示政府和议会要协调一致”，并决定在尔后六年间，每年拿出皇室费用的十分之一强（30万日元）用于海军军费，并要求上述要员在此期间也拿出月薪的十分之一用于造舰经费。消息传出后，国会议员们也主动献出薪俸的四分之一用作造舰经费，并立即再次审议并修订了海军的预算案，决定从1893年到1899年，共拨出1 808万日元的造舰经费。以此购买富士、八岛、明石、宫古等4艘军舰。[13]其中富士和八岛都是万吨以上级别的新锐主力舰，代表着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军舰技术的结合，远胜于实验性的定远和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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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鉴于军舰的航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火炮速射技术也已经扩展到中口径领域，日本海军又利用这个机会，从英国连续购入高速新锐巡洋舰，并为军舰大量装备中口径速射炮，以期用速度和射速优势抵消定远、镇远的重装备防护和重炮优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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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海军还拥有了一种秘密武器——下濑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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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下濑火药，即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研制的，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这种炸药本是法国军队最先采用的秘密武器，因其与金属的反应极不稳定，所以限制了其实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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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八年（1885），以大山岩为团长的欧洲军事考察团在法国得到了苦味酸炸药的情报，立即希望能够购入，但因价格落差太大而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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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年（1887），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开始着手苦味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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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一年（1888），富冈定恭少佐从法国窃取了微量苦味酸炸药的样品。9月，由工程师下濑雅允对此进行分析、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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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二十二年（1889），下濑火药配制成功。为了防止反应，下濑雅允在炸弹内壁加了一层厚厚的石蜡，大大增强了该种火药的实战价值。明治二十六年（1893），日本海军决定采用下濑火药，并在东京郊外的泷野川设置下濑火药制造所。尽管此后日本海军要用1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下濑火药的量产。又要等到伊集院五郎发明了与之配套使用的伊集院引信，才终于使得这一利器在日俄战争中大显神威。[15]但在甲午战争中，这种秘密武器已经少量使用。同时期的清军则全然缺乏同类武器。其本质正在于日本已经在技术创新这个原点上超越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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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上一章关于中日军事转型思维的差异分析，基本可以断定，由于系统建设意识的贫血，除了武器之外，北洋水师自成军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一支全盘落伍的军队。等到武器也开始逐渐老化后，终于连这唯一的优势也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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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何以日本不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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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海军的问题就是缺乏扎实的学说体系支撑，不能用系统思维应对军事转型和武器采购，长期为不成熟的新概念所苦。而日本海军的问题则在于虽有系统建设思维，毕竟也是一个缺乏现代海军发展经验和实战磨练的后发军队，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制造了三艘貌似先进、实则问题重重的新概念军舰，既浪费了时间，又虚耗了资源。不过，日本的纠错能力终究还是不弱，富士、八岛都是中规中矩的本格派新锐主力舰，只要二舰服役，再结合成熟化的下濑火药，即可轻易形成压倒性的对华军备优势。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转机——日本居然决定在1894年与中国开战，而不是等到富士、八岛服役、下濑火药完善化之后再开战。这就使得北洋水师侥幸得以保留了若干武器优势，因为日军毕竟是一支没有主力舰的海军，而三景舰又被日后的实战证明是失败的设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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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后人不免困惑，既然时间越来越对日本有利，何以日本选择1894年——一个海军尚未准备充分的时刻——开战？如仅就中日之间探寻答案，实难得解。但如放大视野，就会发现，自1500年以来，伴随着交通、通信革命的不断深化，全球化也不断深化。任何一个区域内发生的事件，都多少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并接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中日战争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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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前三章业已指出的那样，作为全球霸主和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家，英国出于防范霸权挑战者的考虑，在远东推行维持现状的策略，并希望能扶植某个本地国家遏制俄国的扩张。同时，美国和俄国作为极具战略雄心的中等强国，都急于向太平洋沿岸扩张。但是，这两个国家都被地理空间所限制。美国要跨太平洋西进，俄国则要跨西伯利亚东进。为突破空间障碍，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美国决定开通巴拿马运河。这两个工程一旦完成，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就将彻底改变。假如日本等到富士、八岛列装再挑起中日战争，就只能是为俄、美做嫁衣了。故而日本要做的即是抢在俄美会师东北亚之前打败中国，尽量从中榨取战争红利，以尽快加入列强间的争霸战争。换言之，这两个工程的进度表，就是日本的战争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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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2月，巴拿马运河正式动工开凿。1891年3月，沙皇正式宣布西伯利亚铁路开工。5月，皇储尼古拉（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临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海参崴）主持东线工程奠基仪式。次年7月，西线工程自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动工，形成东西对进的格局。俄国最高当局自始至终对该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于同年成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皇储尼古拉亲自出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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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动工，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尤其巨大。倍感压力的英国更急于在远东扶植抗俄伙伴，但中国继续不表态，日本则继续全力争取。1889年，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表示：日本需要一支堪与英国建立联盟的海军和陆军力量，首此明确提出日英同盟的构想。[17]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日本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18]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英国决定转向扶植日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891年，当日本提出在相互平等原则下修改日英间的不平等条约时，英国一变过去的强硬态度，转而采取了谅解姿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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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与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恢复了修约谈判。[20]这个谈判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只要英国和日本以和平手段修正幕末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在日本的特权地位自然受到动摇。而日本之国际地位自然上升，英日特殊关系自可逐步强化。其中关键全在俄国战略东进所造成之压迫。榎本武扬已看出其中关键，与其说是由于青木周藏的手腕，“不如说是由于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全局‘近况’，使英国有所‘深思’的结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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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之瓜分；而清帝国由于兵制衰落和军队士气的低落，对瓜分将无力抵抗。日本“应做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22]甚至连德皇威廉二世也意识到：“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大力推进、成功在望的报告，极大地震动了日本，促使其决心在俄国尚不能做到将其大军轻易运往远东以前，迅速（对华）开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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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94年后，英日关系进一步加速友好化，修约谈判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如果日本能够以和平手段解决日英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意味着其他次等强国在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进入瓦解倒计时。但这一外交胜利的影响需要时间来体现，就日后的日俄战争而言，这一修约事件堪称里程碑般的转折点，但就中日甲午战争而论，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弥补日本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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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醒我们，尽管日本在战前的多轮战略较量中连续获胜，但1894年的战争仍说不上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日本发起这场战争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日本方面才会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称为三次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但是，国人往往站在结局上倒看历史，或视既成事实为理所当然，或完全脱离历史环境进行马后炮般的纸上谈兵，均不利于客观、深入地检讨战争得失。于是，历史也就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与“文恬武嬉、制度腐败”之间，沦为空洞的道德臧否。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将抛开倒看历史的诸多成见，一本实战立场，对战争的爆发、过程和结束进行理性检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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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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