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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2月，巴拿马运河正式动工开凿。1891年3月，沙皇正式宣布西伯利亚铁路开工。5月，皇储尼古拉（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临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海参崴）主持东线工程奠基仪式。次年7月，西线工程自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动工，形成东西对进的格局。俄国最高当局自始至终对该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于同年成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皇储尼古拉亲自出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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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动工，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尤其巨大。倍感压力的英国更急于在远东扶植抗俄伙伴，但中国继续不表态，日本则继续全力争取。1889年，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表示：日本需要一支堪与英国建立联盟的海军和陆军力量，首此明确提出日英同盟的构想。[17]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日本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18]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英国决定转向扶植日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891年，当日本提出在相互平等原则下修改日英间的不平等条约时，英国一变过去的强硬态度，转而采取了谅解姿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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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与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恢复了修约谈判。[20]这个谈判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只要英国和日本以和平手段修正幕末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在日本的特权地位自然受到动摇。而日本之国际地位自然上升，英日特殊关系自可逐步强化。其中关键全在俄国战略东进所造成之压迫。榎本武扬已看出其中关键，与其说是由于青木周藏的手腕，“不如说是由于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全局‘近况’，使英国有所‘深思’的结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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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之瓜分；而清帝国由于兵制衰落和军队士气的低落，对瓜分将无力抵抗。日本“应做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22]甚至连德皇威廉二世也意识到：“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大力推进、成功在望的报告，极大地震动了日本，促使其决心在俄国尚不能做到将其大军轻易运往远东以前，迅速（对华）开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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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94年后，英日关系进一步加速友好化，修约谈判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如果日本能够以和平手段解决日英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意味着其他次等强国在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进入瓦解倒计时。但这一外交胜利的影响需要时间来体现，就日后的日俄战争而言，这一修约事件堪称里程碑般的转折点，但就中日甲午战争而论，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弥补日本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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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醒我们，尽管日本在战前的多轮战略较量中连续获胜，但1894年的战争仍说不上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日本发起这场战争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日本方面才会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称为三次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但是，国人往往站在结局上倒看历史，或视既成事实为理所当然，或完全脱离历史环境进行马后炮般的纸上谈兵，均不利于客观、深入地检讨战争得失。于是，历史也就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与“文恬武嬉、制度腐败”之间，沦为空洞的道德臧否。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将抛开倒看历史的诸多成见，一本实战立场，对战争的爆发、过程和结束进行理性检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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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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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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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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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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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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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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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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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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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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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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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八，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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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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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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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此种新式战舰的实战意义，及其造成的中日战力差异分析，详见本书大东沟海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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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海軍編集委員會：《海軍》，XIV，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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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靖海澄疆》，第17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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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良才：“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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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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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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