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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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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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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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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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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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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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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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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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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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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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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八，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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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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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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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此种新式战舰的实战意义，及其造成的中日战力差异分析，详见本书大东沟海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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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海軍編集委員會：《海軍》，XIV，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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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靖海澄疆》，第17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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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良才：“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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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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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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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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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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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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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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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清廷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并非全无反应，而是反应失当。正如潘向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就在该工程启动一年前的光绪十六年闰二月，李鸿章派出专员前往东北勘测营口至珲春的铁路基址，开始实施关东铁路计划。其动因即在于回应西伯利亚铁路，强化东北边防。对关东铁路工程，西太后、醇亲王、李鸿章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投入巨资。不仅如此，清廷对东北、西北地区的边防也不断强化。在“东北边防经费”的名目下，户部自1880年后岁拨银200万两，1886后又经海军衙门岁增银100万两。此外，自1885年至1894年，又在“甘肃新疆军饷”的名义下，每年用银480万两。“如果说在甲午战前十年的有关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即使是一件催解海防经费的谕旨，那么关于强调上述两项边防经费的重要性并指令各省关如数拨解的谕旨则年年必有。”这就不仅没有起到强化对日防御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弱化的反作用。参阅潘向明《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甲午百年祭》第98—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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