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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靖海澄疆》，第17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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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良才：“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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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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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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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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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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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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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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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清廷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并非全无反应，而是反应失当。正如潘向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就在该工程启动一年前的光绪十六年闰二月，李鸿章派出专员前往东北勘测营口至珲春的铁路基址，开始实施关东铁路计划。其动因即在于回应西伯利亚铁路，强化东北边防。对关东铁路工程，西太后、醇亲王、李鸿章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投入巨资。不仅如此，清廷对东北、西北地区的边防也不断强化。在“东北边防经费”的名目下，户部自1880年后岁拨银200万两，1886后又经海军衙门岁增银100万两。此外，自1885年至1894年，又在“甘肃新疆军饷”的名义下，每年用银480万两。“如果说在甲午战前十年的有关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即使是一件催解海防经费的谕旨，那么关于强调上述两项边防经费的重要性并指令各省关如数拨解的谕旨则年年必有。”这就不仅没有起到强化对日防御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弱化的反作用。参阅潘向明《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甲午百年祭》第98—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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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局半岛危机与出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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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章所述，日本因其战略全局的考虑，而被迫在对华海军竞赛全面胜出之前即挑起中日战争。所需进一步精准落实者，则为在何地、于何时、以何种具体理由、方法挑起战争，并尽量抢占先手之利。最终，日本选择在朝鲜，于1894年6月，利用东学党动乱引发的出兵问题，悍然启动了战争机器，并在开战之初便抢占了仁川、汉城、釜山、元山这四大战略要点，奠定了开局优势。对于这一段历史，后人多视既成事实为理所当然，对日方的种种谋划满足于以蓄谋已久、处心积虑来一笔带过。这种理所当然论在宣传战中固可一时增强道德威力，却殊不利于理性的战略检讨之展开，尤其限制了国人对日中双方战争思维和战争指导机制的深入剖析，自然难以看清此间得失。本章本着战略理性，对这段历史再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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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战略的“余味”与“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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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味”和“鬼手”是两个围棋术语，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棋理，也蕴含着丰富的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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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余味”，指的是黑白双方经过一回合或数回合的交换后，一方棋形没有缺陷，另一方的棋形却出现了隐患。这种隐患虽然不至于立即被敌手利用，但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后，这种隐患就会表面化，成为敌手攻击的薄弱环节。但凡高手对弈，都竭力避免己方棋形出现余味，此即施襄夏在《凡遇要处总诀》中所说的“凡棋当争一招净，诸般莫待两番清”。同时又要竭力给对方的棋形留下余味，则恰是对前述棋理的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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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方能够不断给对方的棋形制造余味，即等于在连续的对抗中不断给对手设置攻击漏洞，则后者很快就将陷入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而握有主动的一方则有两种选择：其一为不断为对方制造余味，每次都能从中获利，积小胜为大胜。其二为一边制造余味获取小利，一边给对方造成自己不会大打出手的错觉，静待对方犯更大的错误。一旦此种错误出现，便利用对方的思维误区，在其计算盲点中发现制胜之点，出奇制胜，一举奠定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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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鬼手”的含义，正是最不可思议但又是最正确的选点。单纯的余味策略和单纯的鬼手策略都已令对方防不胜防，如能将二者合二为一，自然更具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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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1894年6月的朝鲜危机和中日的出兵，就会发现，面对危机，中日双方的应对思路是截然不同的。何以会有此种差异？却要跳出1894年的局限，从更长时段内追溯历史，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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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引出历史研究的起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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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整体，但后人研究时，却必须予以分割，不然便将成一大混沌，终始本末均将无从落实。分割之际，如何得宜，最费思量。而战略研究和战史研究尤其注重探本溯源。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处臣光曰中强调的那样：“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1]战略对抗、军事冲突，都讲求未雨绸缪，则此未雨之端点，即后人反省之起点。超此端点而前，均为弱联系；超此端点而后，则已入庐山之中，再难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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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章主题而论，甲午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在于中日竞相出兵朝鲜引发的外事危机，而这出兵又源于朝鲜内部东学党暴动的失控。故而，绝大多数讨论甲午战争的专著都选择以东学党事件为叙述开端。这就比以丰岛海战、中日宣战为开端，更能厘清来龙去脉。但更深一层地分析，就会发现：东学党的暴动固然并非第一次发生，类似危机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从1882年的壬午兵变，到1885年的甲申政变，再到1893年的东学党骚动和粮食危机，直至1894年的东学党暴动和金玉均遇刺，涉及中日朝三方的危机已发生多起，中日同时出兵朝鲜的事变在壬午、甲申年亦已发生两次。这连续危机的背后，正隐藏着日方的余味策略。而中国在处理相关危机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有效的危机处理程式，但同时也形成了带有严重盲区的思维定式。1894年日军的图穷匕见，正是对中方思维定式的利用。换言之，到甲午年，中国仍在用这套老定式处理新危机，而日本要做的便是竭力避免往事的重演，力主打破老定式、形成新格局。其中正蕴含着余味策略与鬼手策略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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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如不能将此前数次危机中双方的博弈得失梳理清楚，便难以看清甲午年6月双方行动的深层逻辑。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的起点再向前推，从而更有力地回到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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