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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50 朝鲜通过仁川、釜山、元山三港输往中、日两国货物统计表(单位:西班牙银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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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55 由此可见,中朝经济关系之密切程度开始展示出强劲的反超日朝关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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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57 至1893年初,因为朝鲜禁止粮食出口,日朝矛盾再度激化。3、4月间,朝鲜内部又发生东学党动乱。李鸿章在接到袁世凯汇报后,立即出动靖远、来远两舰前往仁川,以备万一。后又调派济远、经远前去轮替。[13]5月14日,李鸿章还特别指示丁汝昌,密令总兵张文宣率120名精锐陆战队员,秘密潜伏在济远号内,以防不测。至5月19日,因朝鲜同意赔偿日本经济损失而结束了粮食危机,同时东学党动乱也烟消云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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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59 到1894年,无论是东学党的再次动乱,还是金玉均在上海的遇刺,似乎和以往的历次危机都并无明显的差异之处。但是,这一次的危机终于导致了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何以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此段历史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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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64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51]
1706825665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从壬午到甲午(二):对抗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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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67 通过前述危机,中国逐步形成了针对朝鲜问题的危机处理模式,其特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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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69 其一为尽量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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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71 其二为通过适度的军事介入,抢在日本大举介入前消除朝鲜乱源,使日本失去干涉的依据,只能在外交范围内协商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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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73 其三为通过缓慢转让朝鲜利益给日本,起到变相的安抚作用,以消除日本更大的扩张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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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75 相应的,日本也形成了一套对应模式,其特点同样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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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77 其一为尽量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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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79 其二为尽量通过压榨朝鲜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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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81 其三为制造余味,等待出鬼手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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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83 面对这两组模式,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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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85 问题一:中国为何能够在壬午、甲申、癸巳三个年份的危机中维持住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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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87 这其实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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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89 1. 中国占有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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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91 当冲突发生在仁川、汉城轴线上时,日方舰船如从东京、横须贺一带出发,需十余日才能抵达;即便从九州的宇品港出发,也要四日夜。而中国军队从大沽出发,只需两天半即可抵达仁川,如从烟台出发,则一日半可达。以壬午兵变而论,中国军舰比日舰晚出发近一周,却仅晚到半天,即拜此种地理优势所赐。这种优势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军事介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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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93 2. 冲突规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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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95 冲突规模的有限使得日本陆军的组织优势和数量优势无从发挥,中国缺乏参谋本部的缺陷则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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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97 以壬午兵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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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5699 日本决定出动海军赴朝的第二天,驻日大臣黎庶昌便致电张树声,通报了这个情报。8月2日,清廷命李鸿章立即返回天津。8月3日,黎庶昌又致电张树声,告知日本军舰已开赴朝鲜,并建议中国也出动军舰。[15]张树声本意为按照程序先上报总理衙门,由后者上奏请旨,再由直隶总督府调兵赴朝。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薛福成指出,“如此往复函商,需时多日,若日兵先到朝鲜,掳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故建议采取一边行动一边上奏的方式,在走官样程序的同时,立即调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自烟台赴朝,并续调陆军前往,以做最坏打算。[16]张树声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偕道员马建忠(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干才)赴朝。淮军旧将吴长庆则负责指挥后续赴朝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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