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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通过仁川、釜山、元山三港输往中、日两国货物统计表（单位：西班牙银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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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朝经济关系之密切程度开始展示出强劲的反超日朝关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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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93年初，因为朝鲜禁止粮食出口，日朝矛盾再度激化。3、4月间，朝鲜内部又发生东学党动乱。李鸿章在接到袁世凯汇报后，立即出动靖远、来远两舰前往仁川，以备万一。后又调派济远、经远前去轮替。[13]5月14日，李鸿章还特别指示丁汝昌，密令总兵张文宣率120名精锐陆战队员，秘密潜伏在济远号内，以防不测。至5月19日，因朝鲜同意赔偿日本经济损失而结束了粮食危机，同时东学党动乱也烟消云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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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4年，无论是东学党的再次动乱，还是金玉均在上海的遇刺，似乎和以往的历次危机都并无明显的差异之处。但是，这一次的危机终于导致了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何以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此段历史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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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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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从壬午到甲午（二）：对抗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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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危机，中国逐步形成了针对朝鲜问题的危机处理模式，其特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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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尽量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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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通过适度的军事介入，抢在日本大举介入前消除朝鲜乱源，使日本失去干涉的依据，只能在外交范围内协商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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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通过缓慢转让朝鲜利益给日本，起到变相的安抚作用，以消除日本更大的扩张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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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日本也形成了一套对应模式，其特点同样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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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尽量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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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尽量通过压榨朝鲜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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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制造余味，等待出鬼手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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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两组模式，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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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中国为何能够在壬午、甲申、癸巳三个年份的危机中维持住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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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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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占有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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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突发生在仁川、汉城轴线上时，日方舰船如从东京、横须贺一带出发，需十余日才能抵达；即便从九州的宇品港出发，也要四日夜。而中国军队从大沽出发，只需两天半即可抵达仁川，如从烟台出发，则一日半可达。以壬午兵变而论，中国军舰比日舰晚出发近一周，却仅晚到半天，即拜此种地理优势所赐。这种优势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军事介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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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突规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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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规模的有限使得日本陆军的组织优势和数量优势无从发挥，中国缺乏参谋本部的缺陷则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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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壬午兵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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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出动海军赴朝的第二天，驻日大臣黎庶昌便致电张树声，通报了这个情报。8月2日，清廷命李鸿章立即返回天津。8月3日，黎庶昌又致电张树声，告知日本军舰已开赴朝鲜，并建议中国也出动军舰。[15]张树声本意为按照程序先上报总理衙门，由后者上奏请旨，再由直隶总督府调兵赴朝。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薛福成指出，“如此往复函商，需时多日，若日兵先到朝鲜，掳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故建议采取一边行动一边上奏的方式，在走官样程序的同时，立即调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自烟台赴朝，并续调陆军前往，以做最坏打算。[16]张树声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偕道员马建忠（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干才）赴朝。淮军旧将吴长庆则负责指挥后续赴朝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