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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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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的建议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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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同月25日至王京驻营。26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27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了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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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次危机的处理，全赖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三人的运筹帷幄，可谓人的胜利，而非组织的胜利。其特点为事前没有预案，也没有现代化的情报搜集、管理、分析机构，全靠事情发生后，一两幕僚精英紧急应对。观薛福成之分析，确能根据敌情判断预设多种方案，但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原因仍在于冲突本身规模有限。如冲突规模扩大，超出二三幕僚的掌控范围，中方之制度缺陷即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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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过壬午、甲申两次冲突后，直隶总督获得了对朝事务的极大行动自由，遇到危机爆发时可先采取行动（包括调动军事力量入朝），同时向总理衙门汇报即可。这就等于把朝鲜事务的初期决策权下放到了直隶总督手中。袁世凯则成为事实上的朝鲜监国。直隶总督在做出危机预判时，袁世凯的建议和情报汇总非常重要。反之，直隶总督做出的决策，又主要靠袁世凯进行一线落实。这就使得“李、袁二人组”成为朝鲜危机早期处理的核心责任人。这种安排也只能适用于规模有限的冲突。一旦规模扩大：首先李、袁二人就难以替代现代决策机构；其次，当危机不止一轮，而是多轮危机、多回合冲突连绵而至时，直隶总督就不能擅自处理了，届时皇帝、西太后、军机处、总理衙门、直隶总督政出多头，而一线对接者只有袁世凯。此种结构安排遇到复杂局面必然系统崩溃。冲突规模越大，博弈回合越多，中方的制度缺陷越严重。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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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何以中日冲突长期规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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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1）受到战略大环境的限制，投鼠忌器，不敢贸然一试。（2）受到政策导向的限制，仍在等待更佳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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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略环境而论，壬午兵变时的台湾问题和甲申政变后的巨文岛事件，都起到了类似的作用。1885年初，英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矛盾日趋激化，俄国远东战舰大集于海参崴。就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天津谈判接近尾声的4月15日，英国军舰抵达朝鲜战略要地巨文岛，[20]以防御俄国南下为理由，单方面占领了该岛，并“筑炮台，设兵营，修码头，布水雷，而成军港”。[21]俄国随之摆出要占领其他朝鲜要地以形成平衡的姿态，形成了英俄在朝鲜冲突的可能。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1886年底，才以英军的主动撤退告终。当危机初起时，日本深为忧虑，因为假如朝鲜被两强瓜分，或被其中任一控制，日本都将面临类似前述法占台湾的形势。生怕朝鲜半岛沦为列强盘中餐的日本，一度甚至默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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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导向而论，日本在明治四年确立的头号假想敌本为俄国，但自明治八年日俄关系缓和后，日本便逐渐将中国列为头号目标。[22]只是因为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自明治六年征韩派分裂为缓征派和急征派以来，日本内部占主流的一直是缓征派。[23]其核心思路为培植国力，整顿军备，待胜算较大时再征服朝鲜。其注重国力发展的思路乍看与李鸿章的发展思路相似，实则不然。首先，日本只是在等待开战时机，而不是像李鸿章那样，企图靠发展来杜绝战争；其次，日本虽在发展国力期间，仍抓住机会扩张，只是尽量不与中国爆发正面军事冲突。这就又引出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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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何以在中国控制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日本每次都能从朝鲜的屈服中获取补偿，且能够不断地制造战略余味，而中国却无法消除此种战略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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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日本军政精英的战略素养普遍高于清朝精英之外，还有一个硬性支撑，就是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有海军优势。当壬午兵变之时，中国海军虽于8月10日形成了对日一线优势，但毕竟后继乏力。日本却陆续调集多艘军舰赴仁川，至12日，已有7艘日舰在朝，日本海军最强大的扶桑号老式铁甲舰（3 717吨）也已做好来朝准备。只是因为当时日本舰队内“脚气病”横行，千分之四百的人员染病，[24]其中扶桑号的309名乘员中竟有180人因该病病倒，[25]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战斗力和行动自由，才使清军侥幸避免一场非常不利的军事冲突。但日本仍能做到控制仁川港，并输送一定数量的陆军登陆，从而迫使朝鲜屈服。而中国由于海军劣势，在壬午、甲申两次冲突中都不得不做出相对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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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后，随着定远、镇远等新锐军舰的服役，中国海军实力转而凌驾于日本之上。故而，从1885年到1891年，中国依靠海军优势，在朝鲜维持了高度的稳定。但中国满足于维持现状，未能利用海军优势期消除之前日本留下的战略余味，是清廷的高度失机，深刻展现了清廷决策层战略能力的低下和军事、外交脱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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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在前述背景下，中方形成了何等认知盲区，又造成了何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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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朝鲜危机的变与不变，深层主动权自始不在中国一方，而是半在列强，半在日本。中国未能看透这个关键，更错看了日本，以为日本只能搞小打小闹，却不知道日本从未放弃过战胜中国、征服朝鲜、控制台湾这几个地缘目标，更不怕大规模军事冲突。《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内部仍有力主对华开战的声音。伊藤博文表示反对，也不是反对其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反对开战的时机。[26]包括在巨文岛事件期间，日本虽一度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却又顺势提出中日共同保护朝鲜的建议，充分暴露了日本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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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后，日本决定以中国为头号假想敌进行军备充实，参谋本部更是执意要大战一场。只要战略大环境发生变化，日本所需克服者其实只有一点，即如何消除中国所占的地理位置优势，力争战争初期的一线军力优势。而日本实现的方法，绝非靠一二幕僚人物，而是以参谋本部和外交部为基干，有组织、有准备地系统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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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1891年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再次开始逆转。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已意识到：“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27]这一忧虑本质上仍未跳出壬午—甲申模式的局限，以为海军优势的逐渐丧失，至多导致壬午、甲申事件的重演，却没想到日本这次已不满足于再进行此类零打碎敲的蚕食。灾难不在“后难为继”，而是迫在眉睫。双方的这种思维差异，在1894年6月的前13天内，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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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甲午年的出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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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午前夕，远东战略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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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巨文岛事件后，英俄关系暂时缓和，连带的整个远东形势也得到缓和。这种大环境的缓和，反而释放出了日本挑起局部战争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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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要抢在西伯利亚铁路与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击败中国，从而不再等待海军军备全面反超中国，而只是需要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机：这个时机需要提供一个有利的出兵理由，又要能够避免重蹈壬午、甲申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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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内部形势也日趋复杂，东学党暴动失控引发的借兵问题，构成了相当有利于日本的开战时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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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族觉醒风潮已渐入朝鲜，朝鲜内部对华反感的力量渐渐增强。日美俄等国为强化自身在朝鲜的影响力，纷纷对朝鲜进行思想渗透。金玉均等甲申政变的叛逃者便一直得到日本的庇护，美国则力推朝鲜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俄国更是汲汲于获得新的出海口。李罡应失势后一枝独大的闵妃，也玩起了制衡游戏，企图借助俄美等西方列强，平衡中日在朝鲜的对抗和影响力，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混乱。1885年10月5日，为平衡闵氏集团的权势，清廷又将李罡应送回汉城，[29]但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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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时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兼具双重任务，对外要防范并抗击日本的侵略，对内又要防范朝鲜对宗主国的离心倾向。由于日本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介入均被中国挫败，癸巳危机又大事化小得以解决。袁世凯对日颇有轻视之心。当1894年东学党之乱初起之时，袁世凯首先防范的是朝鲜内部的反华派，其次才是日本，而他防范的又不是日本大举入侵朝鲜，而是和前几次危机一样的小动作。他在3月8日（二月初二）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得清楚：“知韩国之官府中人与富商大贾现正密谋，欲有所动作，究其目的为欲镇压暴动乎，抑为阴谋新乱事乎，则目下尚难确言也”。而日本已派军舰来朝鲜保护商家与居民，“我国商民居此者亦不在少数，皆人怀忧虑而不自安。”“而目下停泊朝鲜海面之我舰，只小舰一艘，势难东西兼顾。惜全部北洋舰队现皆南巡，何时北归，想中堂必有确悉也。可否电令丁汝昌提督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停泊此间以保护我臣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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