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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唯恐修约大业“功亏一篑”，千方百计要与英国妥协。[40]而英国在听了青木的反复解释和道歉后，终于在16日（六月十四日）结束了英日双方历时二十多年的修约谈判，签订了新约。此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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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签字日期5年后生效； 那时将完全废除治外法权，同时日本全面开放内地，允许英人有居住、旅行和营业的权力（但无土地所有权）； 以互相平等原则确立最惠国待遇； 新约有效期为12年。[41]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条约签字仪式上祝贺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42]从英国的立场上，这句话可谓极富深意。其潜台词即在于委婉劝告日本适可而止——既然日本已从此谈判中获利极大，朝鲜问题当略作让步，不必再追求“打败清帝国之大军”。如此，英国既能避免远东形势动荡，又可在长线上布局，扶植日本抗俄，显然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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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日本而言，这却成了战争的发令枪。英国既然牌已出手，日本便再无忌惮了。日本的扩张向来是有缝必入、锱铢必较，又怎么会听英国绅士的适可而止论呢？就在签约的第二天，日本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华开战。7月19日（六月十七日），青木给政府的报告中仍急不可耐地说：“好容易千方百计地等待斗大的鱼一网打尽，而枪声尚未发，深为叹息！深为叹息！”[43]正说明日本追求的是既要修约成功，又要“打败清帝国之大军”。这却是英国始料不及的了。也可以说，英国在驾驭日本这个问题上犯了过于自大、一厢情愿的错误。单纯从当时的英日关系来看，这个错误对英国的危害并不大，但中国夹在中间，就不免先沦为此种错误判断之牺牲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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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看不清形势的关键所在，李鸿章过于依赖俄国，光绪等人则又过早放弃了对调停的依赖。早在7月初，光绪就已经开始做和战两手准备。受日本行为的刺激，光绪在小村寿太郎递交第二次绝交书的7月14日，发密谕给李鸿章，令他筹备大批陆军到中朝边境待机，同时筹办沿海各口防务，并迅速备齐所需军火、器械、粮饷。[44]两天后，也就是英日签约的当天，李鸿章又接上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禀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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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上谕辞藻堂皇、气壮山河，实则无视现实、算路短浅，等于是选了一个最不利的开战时机，客观上在敌方期望的时间点上做出了敌方梦寐以求的举动。岂料，就在光绪表态“朝廷一意主战”的同一天，西太后也发出懿旨：主战，但不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46]有了西太后的支持，光绪顿时底气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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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甲午战争的爆发便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只不过日本是有备而来、处心积虑，中国却是激于愤怒贸然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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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英、俄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仍在做最后的调停努力。为了终止战争危机，英国又抛出了强有力的新建议：“在商讨朝鲜改革之前，由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双方都撤出汉城和仁川，日本占据汉城以南地区，中国占领以北地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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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六月十六日），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日，俄国驻汉城代办韦贝也向吉尔斯发出了近乎绝望的电报：“友好的调停已告失败。日本军队业已占领各城门；开始戒严，物资缺乏，人心惶惶，百姓四处逃亡。国王与居民只在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如再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行将破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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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调停最接近成功的一刻。如果按照英国的建议，在英国的监控、主持和俄国的默认、旁观下，中国单方面自牙山撤军，则日本精心策划的开战方案就将落空。日本再挑起战争，就很难得到英、俄的谅解，而中国却可以重整军备，与日本再开新局、重新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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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巧合的是，大致也就在此前十天内，李鸿章、袁世凯、叶志超和聂士成终于看清了局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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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接到前述两份谕旨的25日，他还乐观地以为日本“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49]但到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他便不能不承认：“日廷谓不先与中国开衅，自未可信。”[50]同一天，他终于意识到，“叶、聂久驻牙非计”，命袁世凯和聂士成、叶志超迅速拿出解决方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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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六月初三），袁世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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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允不先开衅，然削我属体，夺韩内政，自难坐视。阻之即衅自我开。日狡，以大兵来讵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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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袁世凯建议，一边将叶部或撤回国，或撤平壤；一边集中后续兵力或驻防鸭绿江待机，或进占平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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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六月初八）夜，聂士成的建议也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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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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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聂士成力劝叶志超也给李鸿章发电，“请班师”。[54]叶志超斟酌之后，于12日向李鸿章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水陆大举援朝，叶部则由牙山主动进取，“择要扼扎”，待机而动。中策：将牙山孤军撤回国内，“秋初再图大举”。下策：“守此不动”，待日主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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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最终决定选择叶志超的中策，表现了其老于兵事的一面。但是，光绪在7月14日（六月十二日）的上谕中坚持认为：“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要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56]老于官场事务的李鸿章乃略作变通，在7月15日（六月十三日）形成了一个新计划，决定仍派“大小轮船五只”，于18日自天津开往牙山，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护航，接叶志超部后不再回国，而是北上经大同江口入平壤，等待自鸭绿江南下的清军主力。[57]实则既消除了牙山隐患，又照顾了光绪关于不能先于日军离开朝鲜的指示。如此策能落实，便可在最后一刻闪避危机。岂料叶志超事到临头竟不敢走海路撤兵，称“超军既上轮，用武无地，不敢担责”；[58]“船移甚险，由陆扼要，相机移扎，较有把握，且梗倭军汉釜相通南路，但求添队”。[59]李鸿章居然也没有坚持自己的原计划，而是迁就叶志超的想法，竟于7月17日（六月十五日）取消原计划，转而决定再增援一批陆军到牙山，并决定雇用英国商船运兵。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虽然愚鲁，7月20日（十八日）却也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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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格讷）言中国兵撤至汉城以北，适与我大军进扎平壤北路办法相符。今叶又请留军牙山，尊处亦拟在牙添兵，却与英请扎北路之说不合。且倭军如撤往汉城以南，即与牙军相逼。来电谓牙山为孤危绝地。纵添兵，能否声势相埒，进退自如，不为倭困？尚希全局统筹，免致将来棘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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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已不再给李鸿章修订的时间了。就在此前一天，陆奥宗光已表示，自19日之后的5天内，如果中国军队增兵，即“视为威胁性行为”。[61]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奉命向朝鲜提架设釜山—汉城间军用电线、迫使清军撤走、废除中朝间条约的最后通牒，限22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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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六月十九日），预感到战争已迫在眉睫的金伯利非常忧虑地告知俄国政府：“如不立即向中国及日本政府施用压力以求解决朝鲜问题，就会发生战争。”所以紧急请求俄国政府“尽速命令驻北京及东京公使与英国公使合作竭力防止战争”。[62]这是英国的又一次大力度介入，企图通过英俄的联手，强行制止战争的爆发。但英俄互相猜忌之局已成，此种大力度介入难以迅速达成一致意见。而日本已率先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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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六月二十日），金伯利通知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健特（Power Trench），要求后者“预先要求日本政府在万一同中国开战的情况下，不对上海及上海港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该地关系英国极其重大的利益”。[63]这就说明，英国已开始做退而求其次的工作。在日方看来，无异于默认日本已获得行动自由。故而，当巴健特次日将这一要求通知日方后，数小时内便收到了陆奥宗光的承诺。[64]至此，调停业已终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青木周藏期盼已久的枪声终于将要响起，只不过，这枪声并未响在中日之间，而是先响在日朝之间。这就引发了一局久被遗忘的博弈：开战法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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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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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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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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