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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7月7日（六月初五）清廷又暂时拒绝了袁世凯回国的建议，理由是：“现在倭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无庸调回。”[17]并通过李鸿章特别提醒袁世凯，“切不可径自赴津，如必须令其面禀情形，仍应请旨遵行。”[18]但关于朝鲜国王问题，则依然无一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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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再次说明，清廷决策层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都已经认定汉城大势已定，无棋可走。总理衙门大臣和李鸿章比袁世凯高明者，即在于前者皆老于官场，知道撤使也要撤得漂亮，要上下左右皆无话说。但在战略上，双方实在是同一水准，都未能在貌似无棋处看出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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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清廷对和战的态度却已发生根本逆转。6月25日（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给李鸿章连发两道上谕，指示李鸿章以日本为对手速做军事准备，以防万一，标志着清廷意态的转变。[19]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又给李鸿章发出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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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傥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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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六月初四），光绪发上谕给户部和海军衙门，要求二者迅速筹备军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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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六月初十），上谕督促李鸿章加紧进行军事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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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23]“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同时增援叶志超部孤军。[24]第二天，李鸿章上奏指出“查我进兵须由北路，平壤最为扼要，进退裕如”。[25]次日，清廷明确了“一意主战”的决策。[26]李鸿章则将具体的调兵规模、所调部队及进军路线上奏。[27]而日军的备战如前两章所述，更是远早于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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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中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倒计时，也就意味着袁世凯回国的时间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就在清廷“决进兵之策”的7月14日，袁世凯本人又开始委婉提出回国要求，只不过这一次的理由变成了疾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料理。唐优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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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袁世凯又连发急电：“奉旨留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消息，今已无可通商。各路将进兵示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国（不）辱国，乞速示。”[29]“凯等在汉，倭围月馀，视华仇甚，凯病如此，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虽死何益于国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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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害怕自说自话，力度不够，同天还以唐绍仪的名义发出一电：“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韩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效。若弃置不顾，可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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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无外乎求迅速撤离。至袁世凯关于生死荣辱之论，貌似慷慨深沉，实则是惊慌失措、算路短浅。如只是为死而死，确实是虽死无益，但如能抓住关键，则虽死亦大有益。何况如能顺利携带朝鲜国王离开汉城，既可保命，且大有功于当时，大有名于后世。可惜袁世凯终于没有做丝毫努力。清廷中枢诸臣，或如李鸿章已焦头烂额，或如翁同龢、文廷式等辈尽皆科举文人，更不会做出有力指导和匡正。机会就不免坐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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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18日（六月十六日），清廷终于批准袁世凯离朝。[32]19日夜，袁世凯秘密潜逃至仁川，乘坐中国军舰回国。[33]袁世凯离朝前，倒还没忘记对朝鲜官员打气，声称中国大军即将入朝，局势已到逆转前夜，要求朝方断然拒绝日方的改革建议，并要求日军离开朝鲜。这个建议倒是切中了争夺合法性的关键。可是，在日军磨刀霍霍之际，袁世凯不采取根本预防措施，反而一走了事，临走又煽风点火，实非明智之举。而朝鲜方面受此鼓舞，对日态度骤趋强硬。这反而提醒了日方，加速了日方的图穷匕见！而唐绍仪要到日军展开武力行动的前一天——7月22日（六月二十日）才刚刚意识到，日本有可能“持韩政、囚王”。[34]而当李鸿章次日就此事咨询业已回国的袁世凯时，后者居然以为“大鸟囚王之说当做不到”！李鸿章亦以此回报总理衙门，可见其默认此分析。[35]但大鸟究竟能否做到，却显然不以袁、李二人的判断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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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日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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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两章所述，日本在甲午年出兵朝鲜，是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的。有意思的是，当时身在一线的日本外交官员，或由于级别限制，或由于信息不畅，并不能及时获知高层的最新决策，其中颇有一些人非常担忧大鸟最初的犹豫态度会影响陆奥宗光，断送好不容易到手的机会。如日本驻汉城二等领事内田定槌，就于6月26日直接致函陆奥宗光，坦言“难得派遣如此之重兵，请再进一步将其用于更为有益之目的。所谓进一步有益之目的，无非将朝鲜国变为我日本帝国之保护国”。他在全面分析了中朝关系，朝鲜糟糕的内政现状后，得出了和内阁高度一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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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该国政府行此重大改革……使朝鲜国对以清国为首之其他各国，俨然保持其东洋之一独立国家之体面，乃我国最名誉、最安全之策，亦为使我帝国势力向朝鲜半岛扩张之唯一良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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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次我国向该地派遣如此大军，当勿失此良机，于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外，应再进一步缔结使该朝鲜国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从此我帝国政府干预其内治外交，谋求其改良进步，使之导向富强之境域，一以强固我帝国之藩篱，一于该国执行扩张我帝国之势力，并增进帝国商民利益之政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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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日发给陆奥的函件中，内田更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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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行此计划时，我国与清国之冲突，无论如何亦将不可避免，因迟早有交战之必要，应定出交战之朝议。与其我军队常驻于该地，待之清兵陆续到来而有彼向我挑起战端时，始与之应战，莫如先于清兵入京，迅速要求朝鲜国缔结接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我政府可按此条约，是朝鲜政府要求撤出现驻屯与牙山及其他地方之清兵。若不撤退时，以其所为有害于该国之安全，由我进而袭击之。尔后，于途中阻击陆续来该地之全部清兵，以拒绝其入京。如其不然，徒俟清兵之到来而不决战，对该国政府亦不断然实行任何处置，则将数千军队先入该地并无价值。此次之事件，必使以清、韩两国为首之其他列国产生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甚为必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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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内田的担忧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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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7日当天，携带陆奥宗光口头秘密训令的加藤抵达了汉城。据杉村浚回忆，当时加藤告诉大鸟等一线外交官：“如今的形势，从发展看，开战已不可避免。因此，只要在不负被人非难的责任这个前提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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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训令中，不难看出陆奥宗光急于开战的心情。站在日方立场上，此种心情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越早开战越有利于日本。所以他才会不顾法理限制，授权大鸟圭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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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鸟圭介在早日开战的问题上早已跟上了内阁与军部的步伐。他在6月28日发给陆奥的公函中说：“日清两国军队相距二十余里，远地驻屯，而其目的亦不一，虽经几日，两军无互相冲突之时机。然而我军如增加二、三倍于清军，不仅速战有利于我方，亦必有利于达到内政改革之目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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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大鸟再次强调：“今日的形势是日清冲突已不可避免，早日开战对我有利……清国虽然土地广阔，但近年来，从其陆海军备来看，表面上还可以，实际上极不完备，不足为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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