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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六月初四），光绪发上谕给户部和海军衙门，要求二者迅速筹备军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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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六月初十），上谕督促李鸿章加紧进行军事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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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23]“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同时增援叶志超部孤军。[24]第二天，李鸿章上奏指出“查我进兵须由北路，平壤最为扼要，进退裕如”。[25]次日，清廷明确了“一意主战”的决策。[26]李鸿章则将具体的调兵规模、所调部队及进军路线上奏。[27]而日军的备战如前两章所述，更是远早于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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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中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倒计时，也就意味着袁世凯回国的时间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就在清廷“决进兵之策”的7月14日，袁世凯本人又开始委婉提出回国要求，只不过这一次的理由变成了疾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料理。唐优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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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袁世凯又连发急电：“奉旨留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消息，今已无可通商。各路将进兵示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国（不）辱国，乞速示。”[29]“凯等在汉，倭围月馀，视华仇甚，凯病如此，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虽死何益于国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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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害怕自说自话，力度不够，同天还以唐绍仪的名义发出一电：“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韩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效。若弃置不顾，可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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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无外乎求迅速撤离。至袁世凯关于生死荣辱之论，貌似慷慨深沉，实则是惊慌失措、算路短浅。如只是为死而死，确实是虽死无益，但如能抓住关键，则虽死亦大有益。何况如能顺利携带朝鲜国王离开汉城，既可保命，且大有功于当时，大有名于后世。可惜袁世凯终于没有做丝毫努力。清廷中枢诸臣，或如李鸿章已焦头烂额，或如翁同龢、文廷式等辈尽皆科举文人，更不会做出有力指导和匡正。机会就不免坐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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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18日（六月十六日），清廷终于批准袁世凯离朝。[32]19日夜，袁世凯秘密潜逃至仁川，乘坐中国军舰回国。[33]袁世凯离朝前，倒还没忘记对朝鲜官员打气，声称中国大军即将入朝，局势已到逆转前夜，要求朝方断然拒绝日方的改革建议，并要求日军离开朝鲜。这个建议倒是切中了争夺合法性的关键。可是，在日军磨刀霍霍之际，袁世凯不采取根本预防措施，反而一走了事，临走又煽风点火，实非明智之举。而朝鲜方面受此鼓舞，对日态度骤趋强硬。这反而提醒了日方，加速了日方的图穷匕见！而唐绍仪要到日军展开武力行动的前一天——7月22日（六月二十日）才刚刚意识到，日本有可能“持韩政、囚王”。[34]而当李鸿章次日就此事咨询业已回国的袁世凯时，后者居然以为“大鸟囚王之说当做不到”！李鸿章亦以此回报总理衙门，可见其默认此分析。[35]但大鸟究竟能否做到，却显然不以袁、李二人的判断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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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日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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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两章所述，日本在甲午年出兵朝鲜，是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的。有意思的是，当时身在一线的日本外交官员，或由于级别限制，或由于信息不畅，并不能及时获知高层的最新决策，其中颇有一些人非常担忧大鸟最初的犹豫态度会影响陆奥宗光，断送好不容易到手的机会。如日本驻汉城二等领事内田定槌，就于6月26日直接致函陆奥宗光，坦言“难得派遣如此之重兵，请再进一步将其用于更为有益之目的。所谓进一步有益之目的，无非将朝鲜国变为我日本帝国之保护国”。他在全面分析了中朝关系，朝鲜糟糕的内政现状后，得出了和内阁高度一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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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该国政府行此重大改革……使朝鲜国对以清国为首之其他各国，俨然保持其东洋之一独立国家之体面，乃我国最名誉、最安全之策，亦为使我帝国势力向朝鲜半岛扩张之唯一良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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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次我国向该地派遣如此大军，当勿失此良机，于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外，应再进一步缔结使该朝鲜国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从此我帝国政府干预其内治外交，谋求其改良进步，使之导向富强之境域，一以强固我帝国之藩篱，一于该国执行扩张我帝国之势力，并增进帝国商民利益之政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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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日发给陆奥的函件中，内田更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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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行此计划时，我国与清国之冲突，无论如何亦将不可避免，因迟早有交战之必要，应定出交战之朝议。与其我军队常驻于该地，待之清兵陆续到来而有彼向我挑起战端时，始与之应战，莫如先于清兵入京，迅速要求朝鲜国缔结接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我政府可按此条约，是朝鲜政府要求撤出现驻屯与牙山及其他地方之清兵。若不撤退时，以其所为有害于该国之安全，由我进而袭击之。尔后，于途中阻击陆续来该地之全部清兵，以拒绝其入京。如其不然，徒俟清兵之到来而不决战，对该国政府亦不断然实行任何处置，则将数千军队先入该地并无价值。此次之事件，必使以清、韩两国为首之其他列国产生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甚为必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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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内田的担忧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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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7日当天，携带陆奥宗光口头秘密训令的加藤抵达了汉城。据杉村浚回忆，当时加藤告诉大鸟等一线外交官：“如今的形势，从发展看，开战已不可避免。因此，只要在不负被人非难的责任这个前提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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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训令中，不难看出陆奥宗光急于开战的心情。站在日方立场上，此种心情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越早开战越有利于日本。所以他才会不顾法理限制，授权大鸟圭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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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鸟圭介在早日开战的问题上早已跟上了内阁与军部的步伐。他在6月28日发给陆奥的公函中说：“日清两国军队相距二十余里，远地驻屯，而其目的亦不一，虽经几日，两军无互相冲突之时机。然而我军如增加二、三倍于清军，不仅速战有利于我方，亦必有利于达到内政改革之目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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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大鸟再次强调：“今日的形势是日清冲突已不可避免，早日开战对我有利……清国虽然土地广阔，但近年来，从其陆海军备来看，表面上还可以，实际上极不完备，不足为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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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鸟在开战依据问题上比急迫的陆奥更有定力，思考得更为深入。就在袁世凯张皇失措的7月10日，鉴于朝鲜方面在改革内政问题上明显在采用拖延战术，大鸟圭介已针对性地制定了两套对付朝鲜朝廷的方案。当朝鲜或明或暗地拒绝日本的内政改革建议时，日本即出兵控制汉城各城门及韩王宫各门，“以兵威相逼”，迫使朝鲜政府屈服。不同者在于，甲案追求的目标是迫使朝鲜回到日本主导的所谓内政改革道路上来。乙案则先以公文阐明“朝鲜政府之拒绝，完全不顾东亚之大局；不与我国提携，共图富强之业，我国于深表遗憾之同时，不能不采取保护本国利益手段”之决意，继而谋求朝鲜政府作出如下让步：（1）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及一切条约；（2）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41]随着中日战争的迫在眉睫，前述目标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倒是大鸟圭介计划的武力威慑计划，以及通过此种行动获取开战的法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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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获得并向外务省汇报了李鸿章正在调兵入朝的计划。[42]第二天，日本大本营通知大岛义昌，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企图，可立即独断行动。实际就是授予了大岛抢先攻击的权力。同时，大本营也通知了联合舰队，立即到朝鲜西海岸牙山附近建立锚泊地，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便对其护航军舰和运输船队进行攻击。[43]而李鸿章企图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也被日本间谍侦知。于是，大岛乃决定立即挥师南下，先扫荡牙山清军，再准备北上迎战北路清军，从而达成逐个击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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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外交官的大鸟圭介却敏锐地把握住了开战的法理问题。所以他在20日（六月十八日）派出参事官本野一郎拜访大岛义昌，提出了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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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朝鲜政府忽然趋向于强硬，要求我国撤兵。因此，可视为朝鲜政府拒绝我方的一切要求。为采取断然处置，本日向朝鲜政府提出撤退清军的要求，并限于22日答复。若到期得不到确切的答复，首先派一个步兵大队进入汉城，对之实施威慑。如果仍然不足以使我方满意，则命令旅团进入汉城，包围王宫。然后推举大院君（李罡应）入阙，以大院君为政府首脑，由此可取得击退牙山清军的委托。有关旅团的派出事宜，请暂缓实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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