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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30分，第一游击队忽然转向，向右后方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大回转。济远、广乙立即加速行驶。岂料两舰刚刚驶出水道，日本军舰便又向右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大回转，利用速度优势，迅速形成和中方纵队平行前进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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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45分，日舰先打了一发礼炮性质的空炮，随后便以中国军舰居然不回礼反而备战为借口，在三千米的距离上群炮齐发。仅仅十余分钟后，广乙便丧失了战斗力，“舱面的设施几乎一扫而空，舵机被打坏‘不堪行驶’，全舰160名官兵，伤亡竟达70人以上，舱面人员几乎无一幸免”。[1]该舰管带林国祥乃被迫逃向浅水区自救，后搁浅，幸存者弃舰后焚烧了军舰。负伤的济远则且战且走，勉强抵抗了一个小时零八分钟，[2]其间一度以尾炮击中敌舰，但并未造成严重损伤。至8点53分，济远忽然高悬白旗。日舰当然不会就此罢手，而是继续猛追，浪速且在三千米距离上连续炮击。济远黔驴技穷，竟然又升起一面日本旗。浪速误以为济远已决定投降，乃暂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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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许，运输增援部队的英籍轮船高升号出现在了双方的视线中，随后行驶的还有饷银舰操江号。前者载有1 116人和12门火炮，后者载有送给牙山守军的二十万两饷银、二十门火炮、三千支步枪和大量弹药。15分钟后，高升先被日舰逼停。9时47分，坪井决定：秋津洲劫操江，浪速监控高升，而由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吉野追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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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的事情是，11点40分，操江被秋津洲逼停，随后投降。济远再次不顾运输船，自顾自地狼奔豕突，12点43分，吉野因敌情、水文两不明而转舵撤退，济远侥幸逃脱。高升拒不投降，与浪速一直对峙到13时左右，失去耐性的浪速在150米的近距离上发射了鱼雷，却仍未能命中，最后还是用舷炮轰沉了高升。浪速在救起外籍人士后即行离去，未对溺水清军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反而射击落水人群，已暴露出日军“不现实的现实主义”一面。倒是途经的法、德、英三国军舰共计救出241人，再加上2名被日军俘获者和2名侥幸逃生到汉城者，其余871人全部殉国。另有5名英国人、1名舵工、56名船员遇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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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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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必然的结果，不必然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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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当天双方参战兵力的实力对比来看，丰岛海战的结果可以说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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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负责运输的高升和操江，当天的战斗是由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艘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和中方的一艘巡洋舰（济远）、一艘鱼雷巡洋舰（广乙）进行的。如仅从数量上看，日本所占优势并不明显，但如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双方的战力差异极大。以基本性能而论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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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甲午战争时期，舰载鱼雷技术还非常原始，即便是专职的鱼雷艇也是一种近乎自杀性的武器。且鱼雷本身的性能也很不稳定。丰岛海战中浪速在150米距离上对高升号发起鱼雷攻击仍不中，已充分暴露了鱼雷技术的缺陷。所以，舰载鱼雷及单舰鱼雷发射管数对海战影响甚微，可忽略不计。但中口径速射炮的价值则极大。故本表不计通常都会列入的鱼雷管数，而举出双方中口径速射炮的数量。原因即在于此。③此时间为下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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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如下几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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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舰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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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舰之中，济远最老旧，至当时已入役9年，其次为浪速（8年），次为广乙（5年），最新锐者即刚刚入役数月的吉野和秋津洲。老舰因为装备折旧，很多出厂指标已难维系，显然不如新锐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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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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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龄差异的背后还有设计理念的巨大差异。正如本书第四章中指出的那样，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时代，是海军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代，但同时又是大规模海战极少发生的时代。在这种多思想、少实践的特殊时期，围绕军舰设计的各种新理念、新技术层出不穷，虽不能简单地说后出军舰一定优秀于先出军舰，但同一类型、同一级别的军舰，如舰龄相差5年以上，则必然代表着技术、理念的巨大差异。吉野、秋津洲虽和济远同属穹甲巡洋舰，但除防护力较为接近外，日军在吨位、速度、火力方面的优势甚为明显。至于广乙，则是思想过于超前的产物。在19世纪，鱼雷技术还很不完善，性能极不稳定，尚没有达到与巡洋舰完美结合的程度。且一旦诱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日军在海战前都会将鱼雷扔入海中。以往国内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在分析甲午历次海战时，每喜列出双方军舰鱼雷发射管数，殊不知此一数据在当时毫无实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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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速与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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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前后，受新技术的影响，军舰的航速与中口径舰载火炮的射速均得到了极大提升，日本海军抓住了这轮技术变革、以航速论，日军最慢的浪速仍快于中方最快的广乙。此种速度差异既影响到双方的战术机动，又影响到双方避战的自由程度。以火力论，不仅其新采购的军舰普遍装备了新式中口径速射炮，老式军舰也部分换装了新式速射炮。而中国海军受户部停购外洋军火的影响，竟与此轮技术变革擦肩而过，仅从江南制造局得到了五门仿制的12厘米口径速射炮。1894年3月31日（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丁汝昌等海军指挥官的强烈建议下，李鸿章曾上奏恳请拨款三十五万四千余两，为定、镇两艘铁甲舰加装12门12厘米口径速射炮，竟不获批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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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此战日军22门速射炮对中国2门速射炮，已呈压倒性优势。如论质量，则差距更大。因为日本军舰所装速射炮为英制阿姆斯特朗式速射炮，广乙所用者为江南制造局仿制的阿姆斯特朗式4.7英寸（12厘米）口径速射炮，另济远所装备的21厘米口径、15厘米口径火炮及广乙的15厘米口径火炮均为德制克虏伯1880式后膛钢箍套炮。各炮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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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火炮的优势在于射程远，而日军火炮的优势则在射速快。当时海战的有效交战距离在三千米左右，且舰载火炮的射击精度极差，中方的射程优势毫无实战价值，日方的射速优势却可有效弥补精度差的劣势，通过快速射击提高命中弹数并有效压制对方的火力，干扰对方的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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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述因素的影响，在开战态势固定的前提下，这场海战的胜负结果是必然的。但是，在丰岛海域何以会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开战态势，则绝非必然。抛开双方海军竞赛的得失不论，即便是在1894年，日本海军也并未形成对北洋海军的明显优势。在日本内部，甚至普遍存在着“清七日三”的海战胜负判断。连陆奥宗光都承认：“我国民众一开始就预料到我国陆军会获得胜利，但许多人对我国海军的成败如何抱有相当的担忧和疑惑。”所以丰岛海战的胜利才会被认为是“意外的捷报”，从而引发日本民众的“狂喜”。何以北洋海军在丰岛无法形成局部兵力优势？又何以高升和操江会以无防护状态撞上日本的枪口？这才是后人要反思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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