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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本书第五章所论，李鸿章在建设海军时，始终缺乏明晰的海军战略、战术思想，无论是武器的订购还是海军的发展，都缺乏制日的针对性。这也极大降低了实际威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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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策划的两次对日威慑都没有收到效果，但他却并未深刻吸取教训。当1894年6月中日竞相出兵朝鲜的危机形成后，李鸿章又习惯性走上了威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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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六章所述，中国军舰在仁川者最初只有平远一舰，后陆续添调了济远、扬威、超勇等舰。6月16日（五月十三日），因电报断绝，济远管带方伯谦命超勇回威海禀报朝鲜情势，[8]形成了济远、平远、扬威三舰对峙日本七艘军舰的态势。[9]6月19日（五月十六日），李鸿章命丁汝昌立即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带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赴仁”，[10]6月23日（五月二十日），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抵仁川，[11]从而一举逆转了一线中日海军兵力对比。可是，之所以有这次海军增兵行动，绝非李鸿章改变一线战力的努力，而恰恰是因为李鸿章认为不会开战，也还远没到开战的时候，仍是按壬午—甲申模式，和日本互搞虚声震慑，以找到合适的就地还钱的尺度。所以，就在镇远等三舰出发的当天，李鸿章已向内部人亮出底牌：“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丁提督添拨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到仁，弁兵约六百，均未便登陆。”[12]甚至到了丰岛海战后，当驻伦敦公使龚照瑗建议调集南洋水师的军舰北上“以壮声势”时，李鸿章当即回绝，理由恰是：“南洋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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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吓”字充分表现了李鸿章此时的思维，仍未站在“打”的角度进行准备，而是企图通过威慑避战。但日本武士又岂是可以吓住的？果然，日本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断深化备战。一旦发现真的要打的时候，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方伯谦便都不主张继续留镇远等舰在仁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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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五月二十七日）丁汝昌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的理由，建议将镇远、济远、广丙三舰自仁川调回威海卫，“与在威各舰齐作准备，候陆兵大队调齐”，再与日军“一决雌雄”。[14]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很符合抽回拳头再打出的原则。但是，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之所以要先撤牙山孤军，是因为各种限制导致清军无法迅速逆转一线兵力对比。但海军不同，中国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是可以迅速形成仁川、牙山一线的兵力优势的。故而，要撤就要撤陆军，要进就要进海军。断没有陆军不撤，反而先撤海军的道理。但是，李鸿章既不敢先发制人，就算把海军主力悉数集中到仁川，也还是无用。加之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均非常害怕海军长期滞留仁川遭夜间偷袭，便拱手又放弃了一线海军兵力优势，撤回了镇远、济远、超勇、广丙、平远。如此一来，牙山一线顿时只剩下一艘老迈不堪的扬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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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后，清廷的态度日趋强化，李鸿章随之成为备战工作的核心。但是，“建威销萌”的倾向始终存在于李鸿章的思想伏流中，一有机会就要转为明流，从而大大影响了备战计划的制定，同时也大大影响到海军的调度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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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进兵计划与海军部署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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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李鸿章也初步形成了抽调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部进入朝鲜北部抢占平壤的构想。次日，李鸿章决定由北洋海军出动五艘军舰护航五艘轮船，接应叶志超部北撤，经大同江入平壤。然后，五艘军舰即留在大同江口，接应自大沽出发海运入平壤的卫汝贵部，从而实现卫、叶会师平壤的设计。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指示中，甚至使用了“此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的语句，[16]足见其对这一行动的重视。如果此一设想能够实现，清军即可消除牙山弱点并重新集结陆海军，形成新的对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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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6日（六月十四日）正式颁布命令时，李鸿章却又因“由黄海赴平壤太险”的理由，[17]改变了卫汝贵军的进军路线，卫军6 000余人和马玉昆部毅军2 000人均由招商局轮船送到大东沟，再陆路行军至义州。左宝贵率马步八营由奉天经陆路趋平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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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人意料的是，此前一再呼吁撤军的叶志超事到临头却不敢走海路撤兵。面对叶志超的临阵退缩，李鸿章的第一反应是在当天黄昏致电丁汝昌：“商轮现已备齐，但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护迎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即速核复，转电叶知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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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一夜之后，李鸿章忽然在17日上午通知叶志超，决定不从海上撤军，且进一步增兵。[20]这就等于把原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何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变？表面上看，是李鸿章既不敢让叶志超冒险，又不愿拿海军冒险，实则另有深层原因。究其根本，其实是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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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鸿章对和战的可能性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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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六月十七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鲸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总署现与英使议两国撤兵之法，尚未决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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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李鸿章改变策略，是因为他突然认定，并未真到开战地步，一切都成了预做和战两手准备，更多的是搞一次规模更大、陆海协同的“建威销萌”。同一天李鸿章给叶志超的电报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总署正与英、倭议彼此撤兵，再商善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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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鸿章居然相信叶志超在牙山一带很有群众基础。他在7月20日（六月十八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南路韩民不服倭而信叶，当不至受困。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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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李鸿章还相信日军不会不宣而战地先发制人。他在20日给叶志超的电报中说得清楚：“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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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一句来看，可知不只李鸿章迷信万国公法，光绪、军机处、总理衙门皆不例外，不然就不会形成相关上谕。这就等于设置了一个自我麻痹的虚假保险栓，自以为要双方达成共识后才能形成战争，完全忽视了日本先发制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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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点因素的聚合，终于导致了李鸿章在最后关头的转向，形成了运兵船无护航，仅派出数艘军舰“往牙山海口外游巡”的新计划，拉开了丰岛海战的半边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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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海战态势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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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同日，明治天皇颁布特别旨令，恢复了注重海军攻势作战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身份，并由其替代稳健派代表中牟田仓之助出任军令部长和大本营首席海军参谋。桦山上任前，日本海军已编成警备、常备两个舰队。上任后，桦山资纪先是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继而又将二者合编为联合舰队。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组成联合舰队，目标就是中国海军。司令官为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参谋长为海军大佐鲛岛员规，参谋为海军大尉岛村速雄、正户为太郎。其中，岛村速雄是当时日本海军的第一流战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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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六月十七日），日本大本营通知大岛义昌，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企图，可立即独断行动，实际就是授予了大岛抢先攻击的权力。同时，大本营也通知联合舰队，立即前出到朝鲜西海岸牙山附近建立锚泊地，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便对其护航军舰和运输船队进行攻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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