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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进兵计划与海军部署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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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李鸿章也初步形成了抽调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部进入朝鲜北部抢占平壤的构想。次日，李鸿章决定由北洋海军出动五艘军舰护航五艘轮船，接应叶志超部北撤，经大同江入平壤。然后，五艘军舰即留在大同江口，接应自大沽出发海运入平壤的卫汝贵部，从而实现卫、叶会师平壤的设计。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指示中，甚至使用了“此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的语句，[16]足见其对这一行动的重视。如果此一设想能够实现，清军即可消除牙山弱点并重新集结陆海军，形成新的对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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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6日（六月十四日）正式颁布命令时，李鸿章却又因“由黄海赴平壤太险”的理由，[17]改变了卫汝贵军的进军路线，卫军6 000余人和马玉昆部毅军2 000人均由招商局轮船送到大东沟，再陆路行军至义州。左宝贵率马步八营由奉天经陆路趋平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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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人意料的是，此前一再呼吁撤军的叶志超事到临头却不敢走海路撤兵。面对叶志超的临阵退缩，李鸿章的第一反应是在当天黄昏致电丁汝昌：“商轮现已备齐，但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护迎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即速核复，转电叶知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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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一夜之后，李鸿章忽然在17日上午通知叶志超，决定不从海上撤军，且进一步增兵。[20]这就等于把原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何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变？表面上看，是李鸿章既不敢让叶志超冒险，又不愿拿海军冒险，实则另有深层原因。究其根本，其实是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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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鸿章对和战的可能性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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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六月十七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鲸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总署现与英使议两国撤兵之法，尚未决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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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李鸿章改变策略，是因为他突然认定，并未真到开战地步，一切都成了预做和战两手准备，更多的是搞一次规模更大、陆海协同的“建威销萌”。同一天李鸿章给叶志超的电报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总署正与英、倭议彼此撤兵，再商善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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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鸿章居然相信叶志超在牙山一带很有群众基础。他在7月20日（六月十八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南路韩民不服倭而信叶，当不至受困。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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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李鸿章还相信日军不会不宣而战地先发制人。他在20日给叶志超的电报中说得清楚：“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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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一句来看，可知不只李鸿章迷信万国公法，光绪、军机处、总理衙门皆不例外，不然就不会形成相关上谕。这就等于设置了一个自我麻痹的虚假保险栓，自以为要双方达成共识后才能形成战争，完全忽视了日本先发制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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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点因素的聚合，终于导致了李鸿章在最后关头的转向，形成了运兵船无护航，仅派出数艘军舰“往牙山海口外游巡”的新计划，拉开了丰岛海战的半边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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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海战态势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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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同日，明治天皇颁布特别旨令，恢复了注重海军攻势作战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身份，并由其替代稳健派代表中牟田仓之助出任军令部长和大本营首席海军参谋。桦山上任前，日本海军已编成警备、常备两个舰队。上任后，桦山资纪先是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继而又将二者合编为联合舰队。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组成联合舰队，目标就是中国海军。司令官为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参谋长为海军大佐鲛岛员规，参谋为海军大尉岛村速雄、正户为太郎。其中，岛村速雄是当时日本海军的第一流战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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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六月十七日），日本大本营通知大岛义昌，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企图，可立即独断行动，实际就是授予了大岛抢先攻击的权力。同时，大本营也通知联合舰队，立即前出到朝鲜西海岸牙山附近建立锚泊地，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便对其护航军舰和运输船队进行攻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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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就在日本战刀出鞘的7月21日（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得到了一个来自长崎领事馆的情报，称佐世保军港内的11艘日本军舰已出港。[26]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假情报，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要到23日才离开佐世保。但就是这个假情报却险些改变了历史。因为这个消息逼迫李鸿章开始站在实战角度思考问题。作为一个以军功起家的晚清重臣，未雨绸缪的意识李鸿章还是有的。何况大鸟圭介已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汪凤藻送来的情报也显示日军即将对叶志超部展开攻击。[27]一时不免让李鸿章嗅到了战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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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9时，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赴牙山。[28]这就是李鸿章19日给丁汝昌的指示中所说的“酌派兵船数只”。在新的敌情下，这点兵力显然有送羊入虎口的意味。故而，李鸿章在当天中午通知丁汝昌：“近日倭情屡变，其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大鸟逼韩逐叶军，恐叶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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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丁汝昌连夜回电：“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平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天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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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电报委婉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在海战中如不能先发制人将非常被动。既然要遣出海军主力，就要下定不惜先发制人的决心，亦有相当道理。但李鸿章绝不打第一枪的底线是人所共知的，丁汝昌声称要先发制人，不无变相建议李鸿章撤销海军大队前出命令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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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次日（23日）的回电同样耐人寻味：“牙山并不在汉江口内，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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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李鸿章在训斥丁汝昌，但是，李鸿章在斥责完毕后，却没有严令海军出战，而是取消了令海军大队赴牙山的原计划。其原因在于：（1）相信叶志超的来电，认为叶军暂时没有太大危险，不急着调派海军。（2）相信俄国不久将调舰队去仁川威慑日本，还期待着“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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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还是李鸿章自己在最后关头打消了立足实战进行备战的念头，转而又回到了威慑战略的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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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鸿章左右摇摆的7月22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主持了战术讨论会，对联合舰队的兵力进行了分队编组。7月23日上午11时，日本联合舰队按照如下次序驶出佐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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