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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方针由李鸿章敲定，具体实施则由丁汝昌决定。所以才有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的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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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舰须在“牙山海口外游巡”，这一句的战术实质长期被忽视。实际上，巡洋舰一直有“舰队之眼”的称谓，以其高速度、远航程，肩负着侦察、搜索、警戒的任务。尤其在没有无线电和空中力量的时代，敌情的掌握主要靠巡洋舰进行侦搜，情报的传递则依赖通报舰。后者系从巡洋舰中脱胎而出的一个舰种，以接力形式传递战报。故而，如出动巡洋舰，就应在外围形成大范围搜索警戒圈，方能得宜。如果要直接掩护锚泊地，则应出动定、镇级主力战舰。但是，实际上济远、广乙始终未出牙山口，担负的是直接掩护锚泊地的任务，一度甚至还直接参与了运输船的卸载工作。只有威远在口外游巡，而搜索范围则固定在仁川、牙山之间，显然忽视了自南方北上的日军，甚至可以说是和日军实际的进军路线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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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舰需等到所有运输船都卸载完毕后才能撤离牙山海域。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并未得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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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凌晨4时，第一艘英籍运输船爱仁号携带1 150名士兵抵达牙山，6时开始卸载，8时卸载完毕后驶向烟台。14时，第二艘运输船飞鲸号携带700名士兵、47匹马及大量军事物资抵达牙山，随之开始卸载。17时30分，威远自仁川返回，带来了两个惊人消息：（1）日本已武力控制韩王宫；（2）“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方伯谦针对这个新情况，决定让毫无战斗力的威远于当晚离开牙山，北上大同江。济远和广乙则等飞鲸号卸载完毕后再撤离，并期待能在回航途中拦回后续船只。这与李鸿章事先关于必须等所有船只卸载完毕后才能撤离的指示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但在敌情变化莫测又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当时，这个变通自有其合理性。可是，由于马匹卸载困难，飞鲸号的工作进度远远慢于预期。21时15分，威远离开牙山，飞鲸号的卸载工作却还在紧张进行中。事实上，这个卸载工作要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才能结束。而济远和广乙居然在此前的凌晨4时丧失耐心和定力，匆忙撤离。联系到盛宣怀在确定运输船出发日期的7月19日（六月十七日）就提醒过海军方面，“贵部驻牙，须俟各船卸完，方能放心”，[35]事到临头，仍发生了这种丢弃卸载中的运输船，擅自撤离的事件，就不能不令人质疑两艘军舰的战斗意志和职责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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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两舰丢下飞鲸先走，也还是没有躲开日本海军的铁拳！于是才有了本章开篇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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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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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未曾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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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在实战态势下，丰岛海战的结果近乎必然。不必然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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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便海战失利，高升、操江的命运仍可能改变。关键即在于，方伯谦令威远先走是对的，因为威远作为一艘老旧不堪的训练舰，不仅无益于海战，反而将成为包袱。但让威远北上大同江则是错误的，应该让威远循高升号东来的航线西去。如能抢在日本军舰西来之时相遇，即可避免损失。即便威远遭遇日舰，也不过损失一艘老旧空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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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战态势的形成绝非必然。李鸿章与丁汝昌在战前的兵力调度和计划变更，值得国人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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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看去，清军如能按7月16日的计划行动，显然最为有利。如果李鸿章7月22日的指示能够落实，第一游击队在7月25日就将遭遇北洋海军主力。清军如能抓住战机（毕竟日军已在汉城抢先动手），重创第一游击队三舰，则中日海军对比就将对日本极其不利。不过，这种结局出现的可能性极小。且不说清军敢不敢“衅自我开”，单以日军而论，其实一直提防着北洋海军主力前出的发生。为此，日本海军命八重山等三艘军舰在仁川一带侦察，保持着进退的弹性。第一游击队的速度优势，本身即含有规避优势之敌攻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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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层分析，日军以兼有航速及中口径速射炮优势的第一游击队先行北上，是极富战术弹性的巧招。如果发现可供攻击的目标，即可攻击；如发现北洋海军主力，则第一游击队绝非单纯的脱离接触，而必然会发挥巡洋舰的侦搜功能，将这个消息告知伊东祐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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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如果日军决定暂时避免主力决战，而中方仍按原计划行动，则至少可以确保增援部队全部安全登陆。但是，考虑到桦山资纪一贯主张攻势作战，大本营又明确了攻击命令，则日本联合舰队更有可能选择挥师北上，寻找北洋海军主力决战。在这个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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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二：如果北洋海军决定避战，就要在25日与第一游击队发生战斗接触后，立即退出牙山，失去保护的高升、操江也只能随之返航，否则二船仍难免被击沉、俘获的命运。但其实，北洋海军大可不必如此仓皇。因为参考爱仁的卸载速度，可知没有携带马匹的高升、操江当天就能完成卸载。从第一游击队开始脱离接触，到伊东祐亨率大队日舰抵达牙山，至少也要经过6到8个小时，此时已届黄昏，实已无法展开舰队战斗。因为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夜战是无法展开的。则日军只能在当天黄昏或夜间北上，以期次日白昼展开决战。如此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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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三：如果北洋海军既要避战，又要完成运输行动，就要坚持到高升、操江卸载完毕，再一起撤离。在时间上，这是完全可以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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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四：如北洋海军决心与日本海军进行一场舰队作战，就应或留在原地待敌，或主动南下搜索寻敌。从而形成中方以11艘军舰、2艘鱼雷艇，[36]对抗日方15艘军舰、6艘鱼雷艇的格局。与后来的大东沟海战相比，这个兵力对比对中方更不利。不过，李鸿章和丁汝昌都很难做出这个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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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未曾发生的诸多可能中，以可能一与可能三概率最高。只要李鸿章在7月22日的指示能被执行，即便北洋海军在巡洋舰的理解和运用上缺陷明显，仍可有效避免高升与操江的安全，且不会发生主力海战。济远当然也不会受损，广乙也不会损失。相应的，牙山孤军的状况也将比现实中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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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终究只是未曾发生的历史。尤可叹息者，李鸿章事后不做军事检讨，反而以为此战是因祸得福：“查华倭现未宣战，倭船大队遽来攻扑我巡护之船，彼先开炮，实违公法……至高升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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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以英国之现实主义传统，只要有台阶可下，绝不会在俄国态度不明之时，贸然单方面深入已经爆发的战争。日方亦深得其中窍奥，进行了大力度的外交妥协和宣传公关，终于使之消于无形。[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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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谦的表现亦颇值得深入探讨。其战前以威远一舰搜索仁—牙之间海域的做法明显造成了警备盲区。得知日本海军大队即将抵达的消息后，先是对威远舰的处理不当，继而连续两次抛弃运输船撤退，显然已有违令嫌疑。返航后居然又含糊其辞、篡改尾炮击敌的时间、伪造战绩，声称用尾炮重创吉野得脱，击毙日海军提督。[39]可以说已将军人操守践踏无余。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以海战结果的必然作为方伯谦推卸责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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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日）参謀本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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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从日军的角度看，这一仗固然收获颇丰，但也付出了代价。此战等于不宣而战，无形中损伤了大鸟圭介苦心孤诣获得的开战合法性。后来日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想方设法篡改历史，坚称是中国海军率先开火，勉强起到了混淆视听、掩人耳目于一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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