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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1874年台湾危机和1882年、1885年的两次朝鲜危机后，清廷内部越来越多的官僚开始认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内阁学士梅启照在“筹议海防折”中已明确指出：“其国小而民贫，其君日习武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5]对此，李鸿章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表示支持，并补充指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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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具体达到消除日本威胁，确保朝鲜前沿的国防目的？这就引出了发展海军、购买军舰背后的海军使用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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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建设现代海军的基本思路在前述“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得非常清晰：“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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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建威销萌”，即通过军事威慑消除威胁于萌芽状态。这个思路既令人联想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远境界，又符合司马光“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的论述，尤其切合李鸿章“和戎变法”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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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极大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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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战略如欲成功，必须让被威慑方产生畏惧心理，畏惧心理越强，威慑越易于成功。而此种畏惧心理又来自：（1）威慑方拥有强大的惩罚能力；（2）威慑方有强烈的行动意志；（3）要让被威慑方认清前述两点。核武器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战略威慑手段，原因即在于：（1）核武器的威力极大且无法有效防御；（2）此种毁灭性威力在广岛、长崎被实际使用过，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能感知到；（3）核大国几乎都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在核武器产生之前，战略威慑始终难以依赖某种武器或某个军兵种来实现。具体到19世纪的技术环境中，假如李鸿章想用“得力水师”达到“建威销萌”的目的时，就必须确保中国敢于、也能够用海上力量打疼日本，而且要让日本认清这个事实。实现的方法则在于：（1）针对日本的岛国特性，展示强大的交通线切断能力。因为交通线就是日本的生命线，和平时期、战争时期均不例外，这就给中国的威慑战略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打击点。如能在交通线威胁的基础上，再通过海陆联合行动，达成夺取、孤立战略要点的能力，则威慑力倍增。（2）让日本充分感知到中国的能力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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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本书第三章已阐明的那样，李鸿章放弃了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而全力利用陆权复兴的发展机遇期进行发展。所以他的国家战略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了和戎，所以放弃主动出击的一切机会，这就是他念兹在兹的“不可衅自我开”。这种消极的应战思维不仅极大限制了海军的使用，也严重削弱了海军威慑的可信性。日本吞并琉球，中国却不在对马采取反制行动，已经暴露了“和戎”与“建威销萌”之间的致命抵消。即便是在中国海军占据重大优势的1885—1893年，李鸿章也不过是在1886年和1891年两次派海军前往日本造访，而这两次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反而让日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连续掀起海军扩张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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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本书第五章所论，李鸿章在建设海军时，始终缺乏明晰的海军战略、战术思想，无论是武器的订购还是海军的发展，都缺乏制日的针对性。这也极大降低了实际威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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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策划的两次对日威慑都没有收到效果，但他却并未深刻吸取教训。当1894年6月中日竞相出兵朝鲜的危机形成后，李鸿章又习惯性走上了威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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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六章所述，中国军舰在仁川者最初只有平远一舰，后陆续添调了济远、扬威、超勇等舰。6月16日（五月十三日），因电报断绝，济远管带方伯谦命超勇回威海禀报朝鲜情势，[8]形成了济远、平远、扬威三舰对峙日本七艘军舰的态势。[9]6月19日（五月十六日），李鸿章命丁汝昌立即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带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赴仁”，[10]6月23日（五月二十日），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抵仁川，[11]从而一举逆转了一线中日海军兵力对比。可是，之所以有这次海军增兵行动，绝非李鸿章改变一线战力的努力，而恰恰是因为李鸿章认为不会开战，也还远没到开战的时候，仍是按壬午—甲申模式，和日本互搞虚声震慑，以找到合适的就地还钱的尺度。所以，就在镇远等三舰出发的当天，李鸿章已向内部人亮出底牌：“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丁提督添拨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到仁，弁兵约六百，均未便登陆。”[12]甚至到了丰岛海战后，当驻伦敦公使龚照瑗建议调集南洋水师的军舰北上“以壮声势”时，李鸿章当即回绝，理由恰是：“南洋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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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吓”字充分表现了李鸿章此时的思维，仍未站在“打”的角度进行准备，而是企图通过威慑避战。但日本武士又岂是可以吓住的？果然，日本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断深化备战。一旦发现真的要打的时候，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方伯谦便都不主张继续留镇远等舰在仁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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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五月二十七日）丁汝昌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的理由，建议将镇远、济远、广丙三舰自仁川调回威海卫，“与在威各舰齐作准备，候陆兵大队调齐”，再与日军“一决雌雄”。[14]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很符合抽回拳头再打出的原则。但是，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之所以要先撤牙山孤军，是因为各种限制导致清军无法迅速逆转一线兵力对比。但海军不同，中国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是可以迅速形成仁川、牙山一线的兵力优势的。故而，要撤就要撤陆军，要进就要进海军。断没有陆军不撤，反而先撤海军的道理。但是，李鸿章既不敢先发制人，就算把海军主力悉数集中到仁川，也还是无用。加之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均非常害怕海军长期滞留仁川遭夜间偷袭，便拱手又放弃了一线海军兵力优势，撤回了镇远、济远、超勇、广丙、平远。如此一来，牙山一线顿时只剩下一艘老迈不堪的扬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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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后，清廷的态度日趋强化，李鸿章随之成为备战工作的核心。但是，“建威销萌”的倾向始终存在于李鸿章的思想伏流中，一有机会就要转为明流，从而大大影响了备战计划的制定，同时也大大影响到海军的调度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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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进兵计划与海军部署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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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六月十二日），清廷正式“决进兵之策”。李鸿章也初步形成了抽调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部进入朝鲜北部抢占平壤的构想。次日，李鸿章决定由北洋海军出动五艘军舰护航五艘轮船，接应叶志超部北撤，经大同江入平壤。然后，五艘军舰即留在大同江口，接应自大沽出发海运入平壤的卫汝贵部，从而实现卫、叶会师平壤的设计。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指示中，甚至使用了“此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的语句，[16]足见其对这一行动的重视。如果此一设想能够实现，清军即可消除牙山弱点并重新集结陆海军，形成新的对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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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6日（六月十四日）正式颁布命令时，李鸿章却又因“由黄海赴平壤太险”的理由，[17]改变了卫汝贵军的进军路线，卫军6 000余人和马玉昆部毅军2 000人均由招商局轮船送到大东沟，再陆路行军至义州。左宝贵率马步八营由奉天经陆路趋平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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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人意料的是，此前一再呼吁撤军的叶志超事到临头却不敢走海路撤兵。面对叶志超的临阵退缩，李鸿章的第一反应是在当天黄昏致电丁汝昌：“商轮现已备齐，但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护迎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即速核复，转电叶知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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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一夜之后，李鸿章忽然在17日上午通知叶志超，决定不从海上撤军，且进一步增兵。[20]这就等于把原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何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变？表面上看，是李鸿章既不敢让叶志超冒险，又不愿拿海军冒险，实则另有深层原因。究其根本，其实是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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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鸿章对和战的可能性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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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六月十七日），李鸿章通知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鲸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总署现与英使议两国撤兵之法，尚未决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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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李鸿章改变策略，是因为他突然认定，并未真到开战地步，一切都成了预做和战两手准备，更多的是搞一次规模更大、陆海协同的“建威销萌”。同一天李鸿章给叶志超的电报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总署正与英、倭议彼此撤兵，再商善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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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鸿章居然相信叶志超在牙山一带很有群众基础。他在7月20日（六月十八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南路韩民不服倭而信叶，当不至受困。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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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李鸿章还相信日军不会不宣而战地先发制人。他在20日给叶志超的电报中说得清楚：“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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