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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派往朝鲜国之混成旅团编有临时辎重队,已命令以临时辎重队为骨干,粮食运输等全用就地征集的要素。非常不解兵站监6月28日自仁川发来的报告称,因军队没有运输兵,不能补充给养,即将处于饥饿之中,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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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混成旅团的给养名额不过八千余名。仁川与汉城相距仅八里,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即在汉城的部队,停留于汉城,尚未行动。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尚言如果不从国内派出众多夫役就难以补充给养,一旦兵站线路延长,或全师团,或更多师团去韩国,实行运动战,此时将如何补充给养。难道就没有补充给养的手段,难免全军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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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如今尚未到战时,因此,寻求搬运要素需要稍大的费用。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决不可吝惜这种费用。须千方百计研究获得征集要素的方法,寻求我帝国外交官的帮助,完成各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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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若为搬运粮食,不断从国内派送夫役,则不得不追加这些夫役需要的粮食。若如此,则必然导致进一步需要搬运夫役所需要的粮食的夫役,层层累加,岂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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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极大地有悖于因粮于敌的原则,有悖于减少辎重的原则。因此,应下决心尽可能就地取材,慎言请求国内追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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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亲王看来,一线驻军要求强化后勤的要求是无理且无能的,是不舍得花钱的表现,反过来,参谋总部显然认为,只要舍得花钱,不愁做不到“因粮于敌”和“减少辎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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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严令之下,大岛混成旅团集中攻击兵力的规模直接受到后勤能力的限制。这种限制立即和上一个因素结合起来。既然过多兵力南下困难,大岛义昌索性将相当兵力留在了汉城,同时分出两个中队守备临津江,防御北路清军趁隙攻击汉城。这样一来,南下攻击叶志超军的进击部队就只剩下了15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大队(山炮8门)、一个骑兵中队(战马47匹)、一个工兵中队,及若干辎重兵和卫生队,总计四千余人。[6]和叶志超的3 880人相比,只能算是极其微弱的优势。再考虑到清军享有防御带来的战术优势,则日军的前景显然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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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清军在牙山是被硬性的卸载能力所拘束,汉城日军则显然因为高层的主观认知错误而受到了后勤惩罚。这就为本已陷入绝境的叶志超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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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战前双方的兵力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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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削减南下部队规模的同时,大岛义昌对作战时间也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在7月23日结束占领韩王宫行动后,大岛计划在25日开始行动,通过两日急行军抵达牙山,一天结束战斗,再两天急行军返回汉城。[7]其原因除不敢长期远离汉城外,也不无降低后勤压力的考虑。但是,能否确保这个时间表,仍要看后勤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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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岛义昌极大地削减了攻击部队规模,但后勤压力依然很大。据负责人力调度的杉村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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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多次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请议政府发下公文,要求各地方官在日军通过时,应根据其要求,提供充分的人马及其他供应的方便。特别还明确告知,其费用由日本军队相应偿付。但地方官民皆心怀疑惧,以致不顺从命令,都说这是倭党所为,不是本政府的原意。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朝鲜官民都暗中敌视我们,拒绝供应食物和人马。一旦敌我地位发生变化,地方官民将更加疑惧。当时我处在中间地位,一方面是迫于旅团的要求;一方面是面对没有能力的韩国政府。思考再三,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即从军队中选拔二十名机警的士兵,再加上二十名警察,把他们分配到京城附近的要道,凡路过的牛马,不管是否载有货物,尽行扣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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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常手段”虽然暂时保障了日军的行动,却也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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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以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为前军,由陆军少佐古志正纲率领,先行出发;主力由大岛义昌亲自率领,随后出发。经一天行军后,前军宿营于水原府,后军宿营于果川。26日凌晨,当前军正要继续行进时,忽然发现,前一天征集的朝鲜夫役已全部逃跑,而且是携带牲畜一起逃走,整个前军一时陷入瘫痪状态。15时许,从果川赶来的主力已经抵达水原,第三大队还在原地一筹莫展,等于是又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当天16时半,中日双方的侦察骑兵在振威之南的七原一带遭遇,经短暂的互相枪击后各自撤离。对日军而言,想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当天晚上,深感惭愧的古志正纲自杀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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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日军只好在次日派人携带重金去水原府判官处,主动缴纳了昨日宿营的费用和雇用人夫、牲畜的报酬,希望能得到地方官府的后勤协助。但事实证明,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厌恶疑惧是很难靠金钱消除的。当天日军行军19.5公里后,宿营于振威,进军速度已大大落后于计划时间表。而清军却已在此期间调整了全军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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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月13日(六月十一日),聂士成就建议分军前出至成欢驿一带,形成防御前沿。但叶志超“恐启衅”,拒绝了聂士成的建议。[9]到7月24日下午,叶志超才终于批准聂士成率部分兵力前出成欢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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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凌晨2时,聂士成率1 800人抵达成欢驿。同日,叶志超得知了丰岛海战的情况并通知聂士成加速备战。27日,叶志超又派出两营兵力增援聂士成,使后者的兵力增加到2 800人。28日晨,叶志超亲自抵达成欢驿,和聂士成交换意见。聂士成认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拒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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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的关键在于迅速离开已成绝地的牙山,抢占交通要津,进而由成欢驿的战斗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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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超采纳了这个建议,亲率一营兵力护送部分辎重经天安前往公州,记名总兵谭清远率一营留守牙山老营,其余兵力则仍由聂士成率领,在成欢驿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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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日军占领牙山老营后公布的缴获物资来看,之所以形成这个兵力分配,显然是因为牙山老营的辎重难以一次运输完毕。如成欢驿战斗不利,随时可弃掉牙山辎重转移。如成欢驿战斗获胜,则叶志超和谭清远即可分从牙山和天安向成欢驿进发,与聂士成会师。到时候,如绕道北撤,更从容自如;如平壤清军能迅速南下,则南北夹击汉城的方案便可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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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清军调整部署的同时,日军在28日凌晨4时,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行军。他们经七原村,于8时半抵达距成欢驿约6公里的素沙场。很快,日军的前哨就在山上瞭望到前方清军构筑的简易工事。日军立即停止前进,并派出数名军官化装成朝鲜人去刺探军情。黄昏时分,这些人带回了重要情报:清军主力已由牙山前出到成欢驿一带,并大致侦察清楚了清军的兵力部署。这就意味着,战斗将不是在预期中的牙山,而是在途中的成欢驿提前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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