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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军对清军的后撤路线判断缺乏弹性,未提前做好预案,终于失去更大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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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从清军的角度讲,离开牙山与战而后撤是正确的。离开牙山摆脱了被日军全歼于牙山绝地的危险。战而后撤则至少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阵地上有准备地作战,而避免了在转移途中遭日军袭击。但叶志超军最终能脱困,仍要感谢日军的判断错误。日军对清军的撤退路线判断缺乏弹性,想当然坚持认为清军只有退回牙山一途,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追击时机。岂料清军早已将退却轴线由成欢—牙山调整成了成欢—公州。而牙山老营守军亦能于成欢战后,在武田和大岛两军的缝隙中逃出,更堪称善于撤退。只可惜清军全无相关记载,后人也很难探清其中窍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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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叶志超增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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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家多认为,清军之所以在成欢战败,是因为叶志超未能及时增援,实则不然。因为聂士成战前说得清楚,叶志超的任务是转移辎重,只有当成欢战斗胜利后,叶志超才向北跟进,否则是聂士成率军南下,全军“绕道而出”,北上平壤。既然计划如此,叶志超不来增援亦属正常。何况叶部仅500人,又缺乏有效的通信手段,如何有效增援也是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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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叶志超军安全北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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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军而言,本已陷入绝境的叶志超军居然能大致完好地成功北撤,真可以说是意外之喜。对日军而言,等于浪费了6月出兵竞争与丰岛偷袭带来的战术优势。但清军在成欢之战中暴露出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缺陷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得以纠正,不免又为未来的战斗蒙上厚厚的阴影。好在日军也有一个轻视后勤的短板,处处掣肘作战单位。两相抵消,以陆战而论,大抵仍是个旗鼓相当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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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双方就要在互相宣战的情况下,进入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次章首先要对比检讨的,就是双方战争计划之优劣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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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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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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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治二十七年6月29日,日本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发给大岛义昌的训令。转引自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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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治二十七年6月29日,日本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发给大岛义昌的训令。转引自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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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日军战后统计,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野战粮秣补充,就地征发所得仅49 600石,后方输送量却高达462000石。《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卷,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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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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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杉村浚:《明治廿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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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杉村浚:《明治廿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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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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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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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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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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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22页。据日军推断,这很有可能是清军采取的强化防御措施。有意思的是,在清军的记录中反而找不到相关记录。但无论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无疑都进一步增强了防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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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参考日军记录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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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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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卷三,第136页。转引自《甲午战争史》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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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有意思的是,据聂士成《东征日记》记载,在28日晚餐时,武备学生于光炘前来报告,“称探得倭于今晚分两股一来袭成欢官军,一截住公州去路。即传令各营皆饱食以待。”(《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如果这个记载属实,可知清军对日军的行动事先已有掌握。但这条记述恰恰非常可疑。因为如正文所述,日军是在28日晚上才决定了连夜进兵、兵分两路的作战计划,同时非常注重此次行动的保密,决策只通知到军官。至28日深夜,才公布到士兵。左翼队的出发时间是零时30分,右翼队的出发时间是29日凌晨2时,假如于光炘是亲眼侦察到日军的分兵行动,并弄清日军的进兵方向,则只能是在29日凌晨2时之后。但于光炘居然在28日聂士成晚餐之前就得知日军的分兵路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混入日军大营,亲耳听到且听懂了大岛旅团核心层人员以日语进行的会议。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假如属实,实为甲午战争中最传奇的敌情侦察行动,聂士成在《东征日记》中不可能不大加渲染。更重要的反证是,日军左翼队虽迂回攻击了清军右翼,却并非是要“截住公州去路”,因为日军始终不知道清军已将指挥中心从牙山移到公州,所以才会在战后和清军失去接触。由此可知,聂士成关于武备学生于光炘事先侦察到日军进兵路线的记录并不真实。很有可能是他在战后根据实战结果追加的记录,以表示守军上下已恪尽职守。只是他完全没想到日军实际中的进军路线是临机决定,反而留下了破绽。此外,聂士成还声称他是在听完于光炘的汇报后,临时进行了布防,同样难以置信。这显然是写给上级和后人看的故事,而非实录。目的在于彰显守军上下均具有极强的临机应变能力。相比之下,叶志超似乎更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个早有准备的印象。故而他在战后汇报中仅笼统的提及“我垒甫就,倭……全力前来围击……我兵早有准备……”,至于败因则简单地归结为日军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中日战争》,第3册,第47页。)和聂士成声称的败因“军火垂尽”(《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都是标准的官样套话,不可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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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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