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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又要求李鸿章迅速与平壤各将制定好进攻计划，上奏中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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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七月二十五日），又委任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相机进剿”。[40]之所以有这个任命，是因为光绪轻信了叶志超战后谎话连篇的战报，认为此人能孤军奋战、以少胜多，所以期待他能统合各军，创造奇迹。岂料叶志超较其他各将更为稳健，竟认为“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41]光绪也只有“览奏殊深疑闷”，转而又要求李鸿章“不可以全军重任付之叶志超一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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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鸿章再度展现了充分的耐心和策略，他利用前线和中枢信息沟通不畅的技术限制，尽量拖延对汉城的攻击，同时加紧招募新军。如此拖延到9月中旬，终于还是日军抢先对平壤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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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日本之战争指导机构与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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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甲午战前日本之制度安排，陆军参谋总长即战时之陆海军总参谋长，故而自1885年甲申政变以来，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便开始着手准备对华战争计划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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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长期准备的基础上，参谋总部才能够于5月底、6月初迅速制定完毕出兵方案和后续作战指导。随着大本营的成立，陆军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成为辅佐天皇指导战争的陆海军总参谋长。由于炽仁亲王的任职有很大的象征性，故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才是实际的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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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安排之优点在于可于战争指导层面实现陆海军之高度统一指挥，并由高度职业化的军人集团指导战争，缺点则在于：（1）因日本宪法之先天缺陷，陆海军直接向天皇负责，与内阁呈平行关系，军方乃视内阁仅为平时之治理机构，竟将内阁总理大臣摒弃于战时大本营之外。好在伊藤博文发挥其与明治天皇之个人关系，特许进入大本营，并始终施加了有效的影响，从而避免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脱节。（2）当时日本陆军高层普遍忽视海军及后勤问题，无形中影响到战争计划之落实。川上操六甚至曾放言：“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哉。”[43]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就曾因此调侃陆军：“没想到陆军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工兵部队。”他随之质问：既然陆军的工兵部队可以将桥梁从九州架设到对马岛，再从对马岛架设到朝鲜半岛，难道还不强大吗？经此一问，川上操六才意识到海上交通的问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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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最终形成的战争计划，是紧密围绕制海权的得失展开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海军前出扫荡敌之海军，力争获得渤黄海的制海权。陆军则无论海战结果如何，都要率先输送第五师团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强化国内陆海军要点之守备，并做好出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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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作战则视海战结果，分为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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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案：充分掌握制海权时，应逐次向渤海湾口输送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进行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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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案：如海战结果未能控制渤海之制海权，但尚可使敌海军亦不能控制我之近海时，则应尽量输送陆军进入朝鲜，歼灭朝鲜境内之敌军，达到控制朝鲜之目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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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案：如制海权全归敌军，则必须全力增援在朝鲜之第五师团，并在本土严密设防，以防守反击败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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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方案简明扼要，且极富执行弹性。以往国人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这三个方案是因制海权控制程度差异而递减作战目标，却未能看清每一个方案本身的要义及不同方案之间的执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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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的前身是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在1887年制定的《清国征讨策案》。[47]这两个方案的制定都明显参考了英法联军对北京的远征，但用兵思想却完全不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依托极其强大之战力和后勤保障力，先占领辽东半岛建立前出基地，再对津沽地区展开强攻，击破清军主力后长驱入京。日军之甲方案却是先巧妙调动清军主力，再乘虚而入。关键在于之前部署在汉城、仁川之兵力转而发挥诱饵作用，吸引清军主力入朝。然后发挥陆军数量优势，突然输送四个师团的兵力在山海关地区登陆，建立根据地，进而直捣北京。届时，由于制海权已被日军控制，日军不仅自己的交通线非常安全，入朝清军且无法自海路撤回，而只能走外线之原始陆路交通线，不仅缓不济急，且整个劳逸关系全部颠倒，跨海远征的日军反而居于以逸待劳的地位。何况仁川、汉城地区的守军到时必然随后尾追牵制，只怕根本不等清军延伸过远的拳头缩回，日军主力已入北京。参考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甚至很可能不等北京沦陷就先和日军签城下之盟了。再考虑到之前李鸿章抽调入朝的兵力主要来自于山海关、津沽地区，更提高了日军获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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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方案要想实现，必须在8月中旬之前夺取黄渤海的制海权。否则随着冰冻季节的来临，日军在津沽地区即无法展开大兵团登陆。故日军又制定了乙案，在“未能控制渤海之制海权，但尚可使敌海军亦不能控制我之近海时”，汉城—仁川的日军便由诱饵重新变成前沿。日军立足元山、釜山、仁川三条交通线进行增援，远较陆路机动之清军为快，大致能确保集中优势兵力，驱逐朝鲜北部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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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丙方案的环境中，汉城—仁川日军仍可发挥坚固据点的作用，只要日军能抗住清军的攻击，仍可以以汉、仁为抵押品，在终战谈判中换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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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策略，日本到8月中旬仍未能形成舰队决战。只好于8月14日抛弃甲案，转向乙案。因为：“……决战登陆点的渤海北岸自11月下旬至来年3月中旬为结冰期，其不结冰部分，冬季波浪汹涌，也无法登陆。而且日军当时所能使用的运输力（500吨以上的船舶约50只），按运送四个师团计，包括乘船、运送、登陆至少约需七十五天。纵然现在夺取制海权，进行大决战也必须等到来年冰雪消融之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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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暴露了日军原计划中的一大盲区。三套方案因制海程度差异而递减作战目标，而制海差异又来自海战之不同结果，却忽略了海战的不能形成。其实，在19世纪的技术环境中，舰队决战很难形成。因为港内舰队易于定位但难以攻击，洋上舰队易于攻击但难以定位。就算双方都倾向于进行舰队决战，都未必能如愿以偿，何况战场周边存在多个军港可供北洋海军紧急避入，李鸿章又坚持“避战保船”的策略，日军想在宣战后半个月的时间内形成并赢得一场舰队决战，实在是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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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到8月中旬，之所以日本未能获得实行甲案的前提，并非计划中的海战失败，而是根本没有形成计划中的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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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这迫使日本于8月14日转向乙案，但毕竟日本并未彻底失去实行甲案的可能——只要海战能够获胜，至少次年春天还有一次机会。这又导致日军不甘心完全抛弃甲案。于是，到8月31日，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抛开原有之三套计划，拟定了一个新方案：在朝鲜作战结束后，进而向中国境内进军，一面在中朝边境方向突破鸭绿江防线，进而向奉天进军；一面以两栖作战夺取金州为根据地，进而攻略大连湾和旅顺口。然后即从辽东半岛和鸭绿江两个方向威胁奉天，将尽可能多的清军吸引到该正面，造成京津空虚的状态，从而为次年春天重新启动甲案预作基础。[49]此处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历来被甲午战争研究者忽视的重大问题：日军大本营在8月31日的调整，不仅在纸面上打破了原有的三方案格局，更要求日军要在原来三个计划都未涉及的新地区（鸭绿江和旅大）进行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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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调整，表面上看和清廷的计划调整类似，都是对原计划的巨大变更。不同则在于，日军之计划调整乃是针对敌情变化进行针对性修正，中方之计划调整却大多是立足于主观意愿进行。且日军即便调整原计划，亦有完备之机构支持。中方则始终跳不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传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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