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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各部任务分配如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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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按左宝贵军入朝者共9个营（6个步营、2个马营、1个炮营），除去3个营被调往后方保护后路安全外，尚余3个步营、2个马营、1个炮营。以往史书多称左宝贵率3营守城北，当仅计算了步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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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野津道贯派出30名骑兵，一日内狂奔疾驰60公里，14日又继续强行军，这才勉强和元山支队建立起联络。[31]但这个联络显然只具备象征意义，在此间近百公里的崎岖战线上，区区30名骑兵显然连一条完整的搜索线都无法维持。同样是在13日，元山支队占领了平壤以北20公里处的顺安，切断了清军的兵站线。但第五师团主力却直到计划中的总攻时间（9月15日早晨7时），仍在途中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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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元山支队与北线清军巡逻队交火。[32]当日晚，野津道贯、立见尚文和大岛义昌之间，终于通过传令兵建立起初步联系，但这个联系非常微弱。针对平壤城之完密包围圈更未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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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5日14时许，师团主力仍未抵达平壤城西，而城北、城南的战斗愈趋激烈。在得到卫汝贵部增援的情况下，马玉崑不仅守住了大同江东岸的阵地，而且给当面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杀伤。（在当天的战斗中，大岛旅团的伤亡率接近12%）但城北的战斗则渐趋于对日军有利。野津道贯受限于通信手段，根本不清楚各处战况，但他肯定清楚的一点是：日军的战斗已变成几个方向上的零星攻击，完全没有起到预计的合击效果。对此，野津又急又怒，“咬牙切齿”地对部下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也不能攻占，我有何颜归国进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在明日的战斗中，全军一齐进逼平壤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如若我军幸而得占城池，我愿足矣；如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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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立见尚文率领的朔宁—元山混合部队，成功夺取了牡丹台和玄武门，形成了居高临下，俯视平壤城的态势。清军猛将左宝贵亦在此战中阵亡。城北高地的失守和左宝贵之阵亡，极大地动摇了守军的士气和斗志。南线清军被迫放弃追击。叶志超和诸将匆忙会商后，决定连夜弃城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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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清军自20时起，冒大雨分从城西和城北撤离，旋即遭到城外高地上日军的火力拦击，至天明，战场上除被击毙的死人死马及被俘清军外，已无清军踪影。拂晓时分城北日军自玄武门率先入城。7时，师团主力自静海门入城。10时，城南日军自朱雀门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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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战役至此结束，清军共计伤亡约2 000人（阵亡者中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另有683人被俘。[34]日军则伤亡失踪共计698人，其中战死180人，受伤506人，失踪12人。[35]清军伤亡中的约1 500人和几乎所有俘虏都是当晚撤退时造成的。而日军死者中的140人、伤者中的290人是大岛旅团15日在大同江东岸激战中的损失。另日军此战缴获物资甚丰，主要物资有：火炮35门，步枪1 000余支，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行军帐篷1 092顶，军用锅354口，各种粗细杂粮4 700石，大车156辆，乘马及驮马250匹，金砖43公斤，金锭等53公斤，银锭540公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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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顾，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平壤会战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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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9月1日—9月11日），日军循战场外线机动，相互失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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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9月12日—9月15日），各路日军逐渐建立初步联络，并对清军发起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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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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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在第一阶段，何以清军不能利用日军分兵的态势，将之逐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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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当双方在平壤城下展开战斗后，准备时间长达一个半月的清军，为何仅经一天战斗便弃城而逃？再考虑到野津的师团主力始终未能实际参战，清军的表现更令后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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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日军虽以较小伤亡赢得平壤之战的胜利，但清军主力仍顺利北撤。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大江志乃夫立足此战果，批评日军这一战是对德军战法的“教条主义模仿”。[37]为什么日军未能竟其全功？其是否被教条主义束缚了手脚？此种教条又为清军提供了何种机会？从而隐藏了何种未曾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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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其实质即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的问题。如不能看清这两组作战关系之实质，就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而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无法精准、客观地回答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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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我们本着退而结网的精神，从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之检讨切入，立足19世纪陆战史之大背景，重新审视这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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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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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外线与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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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战中，外线作战（exterior line operations）与内线作战（interior line operations）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斗形态。外线作战指的是从敌军外围不同方向发起向心攻击。内线作战指的则是对分散在外围之敌军进行逐个击破。这两种作战形态各有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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