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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制度史上讲，这个安排可谓一奇，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何况周馥资历虽深，却无实战指挥经验。只是清廷决策机构朽钝，直到平壤失守，居然连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好由光绪、李鸿章以电报遥控的方式进行效率极低的间接指挥，而二人的意见又屡起分歧，更加严重干扰了一线将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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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层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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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后，鉴于日军已开始北上，光绪终于不再提南下攻取汉城的要求，但仍希望叶志超能发挥主动防御的精神，“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来往自由，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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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先打哪路日军，光绪和李鸿章之意见又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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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强调向南主动出击，仍希望能在取胜后顺势南下规复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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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8月18日之前就意识到，“如敌攻，必数路来”。[53]进而立足具体情报，注重打击元山一路日军，首先确保后路安全，以利进退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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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月2日（八月初三），李鸿章就通过朝鲜官员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12 400名日军将取道元山，经阳德远袭平壤守军后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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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李鸿章又获得新情报，元山日军先头部队三百余人，已经推进到阳德。鉴于阳德至元山之间，“山岭险峻异常”，元山日军又孤军深悬，与南方部队相互无法支援，故李鸿章急电叶志超，指示他“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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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对日军的数量过于夸张外，这两个情报非常准确。日军前卫抵达阳德的时间是9月2日，李鸿章得知的信息非常及时。其决定先打阳德日军的构想如能实现，清军完全可以在重创粮弹两缺的元山支队后，再转移主力对付其他几路日军。日军失去北部的奇兵，不仅无法切断清军交通线，且无法如实战中抢占北部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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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光绪的干扰下，平壤守军的出击方向恰恰是向南而非向东北。9月7日（八月初八）晨，七千余清军南下中和，随之发生了盛军与毅军夜巡误伤事件。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因为信息的滞后，还不知道平壤大军已发。8日，他再次致电叶志超，强调了元山一路日军的危险性：“虞亥电拟挑精锐七千余赴中和相机迎击，是否已行？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电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雕剿，而急图黄州？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望与诸将熟筹调度，勿稍失机，若诸将或分一军进扼阳德，嫌力单否？务相机度势，妥慎图之。即速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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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李鸿章再度明确反对打南路日军，而主张先打元山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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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10日、11日，李鸿章仍念念不忘地连续提醒叶志超先打迂回平壤后路的日军。[57]但光绪始终没有就此表态，平壤诸将则索性婴城固守，企图以防守反击的战术破敌于坚城之下。终至于坐失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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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再看野津道贯战前对清军必然株守平壤的判断，就不能不承认日军的知彼功夫在清军之上。清军不能在外围地带将日军逐个击破，实非偶然。既然清军无法在外围施展高效率之机动作战，日军此战中的分进合击貌似危险，实则是有惊无险。但是，决定危险系数的却不仅仅是清军在外围的动向。由于日军未能及时形成紧扣平壤城的严密包围圈，各部在相继抵达平壤城外时，仍处于分离状态。师团主力与“朔宁一元山”支队之间距离辽远且被山脉阻断，师团主力与大岛旅团、大岛旅团与“朔宁一元山”支队之间则被大同江分割。居于外围的日军要横向增援，难度极大。在理论上，清军仍具备在平壤城下将日军逐个击破的战机。师团主力的未能及时到位，更增强了清军的胜算。换言之，日军在此战中最大的敌人并非清军，而是地形和后勤供给的脱节。这是野津道贯战前始料未及的。于是，我们便回到了第二个问题上：何以清军仅经一天战斗便弃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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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平壤城下战斗的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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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基础上，再看中日两军9月12—15日在平壤城下的战斗，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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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9月11日已大体弄清了三路日军的位置，9月12日上午更相继与南北两路日军前卫发生火力接触。而师团主力此时仍在山间跋涉。清军理当利用12、13、14日的三天时间，以小股兵力利用地形和工事牵制一路日军，而集中兵力打击另一路。但清军始终取守株待兔之姿态，显然是为了发挥防御工事的作用，打防守反击，反而过于消极，再度坐失战机。而清军的兵力部署更进一步限制了清军进行逐个击破作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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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清军的防御部署系以南线为主作战地域。据日方记载，大岛旅团在15日凌晨4时30分开始向大同江东岸之清军堡垒发起攻击，战前本以为通过猛烈炮击可一举击溃清军，从而利用日出前的暗夜，一举突破大同江防线，攻入平壤城内。岂料：“我军原以为，在这样的猛烈炮击下，敌军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战斗越来越激烈，乾坤似也要为之崩裂。……如此继续激战，月亮不知何时已经落到了西山的后面，红日出现于东面的山顶上，敌我形势益发明显可见，这对于我军的进攻，越发不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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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至正午时分，日军仍未能吃早餐，“全军皆饥饿，但因战斗激烈，无暇进餐”。且此路日军大部分士兵的子弹已打光，“生者把死者以及伤者的弹药拿来使用，最后全部停止了射击。”开始做白刃战的最后准备。13时，大岛义昌下令撤退。16时，“大雨骤至，兵士皆被大雨淋湿，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满地皆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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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清军之战斗可谓极其顽强。但是，此路日军本来的任务就是尽量吸引清军注意力，清军将过多精锐兵力投入此处，正中日军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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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野津道贯直接率领的师团主力未能及时到位，导致15日的战斗仅在城北和城南两个方向上展开。而清军将卫汝贵的预备队投入城南的战斗，从而形成城南7 000清军对3 600日军，城北3 900清军对6 000日军的态势。如将火炮因素计算在内，城北双方战力差距更大。因为此战清军装备的38门火炮多是小口径火炮，75毫米口径山、野炮仅16门（最多19门），[60]且分散部署；日军则装备同类火炮58门，其中在城北有24门该型火炮（朔宁支队6门、元山支队18门），[61]日军火力优势非常明显。此外，清军在大同江方向的堡垒构筑坚固，且周围有深沟环绕，令从开阔地带进攻的日军非常头痛。而清军在城北外围高地上修筑的堡垒则和成欢之战时近似，战术价值较低，且多成为日军75毫米山炮轰击的活靶子。[62]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南北两个战场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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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武器装备、战术训练非常接近的情况下，此种兵力、火力和防御工事差异立即形成决定性影响——清军赢得城南战斗，击退大岛旅团；日军则赢得城北战斗，控制了城外高地，并夺取了玄武门，左宝贵亦在此战中阵亡。但这两个胜利的价值完全不同，由于城北高地的特殊性，城南清军之胜利只具局部价值，城北日军之胜利则立即影响到战斗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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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如师团主力及时到位，在城西发起攻击，则又将形成5 400名日军、18门75毫米口径山炮对2 100名清军和极少数同型火炮的格局。清军再想如实战中那样全身而退就非常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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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战清军之机动部队有两股，一为卫汝贵部盛军约5 000人，一为丰升阿部奉军约1 000人。前者营数过多，又缺乏次级指挥官，极大地限制了其战斗效能。后者则不仅人数较少，且军纪松弛。叶志超在9月7日（八月初八）发给李鸿章的电文中，对丰军批判甚严，只是涉及丰个人责任时，语极委婉：“超到此半月，察看各军情形，马、左营规较为整肃，迭论战事，其气甚壮。惟丰都统为人长厚，所部各营骚然百姓异常，虽经超从旁劝谕，该都统即有约束，下亦不遵，地方颇受其害。”[63]叶志超临战之际仍坚称“丰升阿之兵不甚足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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