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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交战双方都采用战列线战术后,海战形态立即又回复到势均力敌的状态。只不过,和乱战时代激烈而不可控的势均力敌不同,新一轮的势均力敌体现为可控性强,但战斗过程僵化、沉闷。在此后的数十年内,“敌对双方的舰队运动排成两排平行的队列,以便在一系列单独的战斗中进行指挥,这样就使一场海战完全变成了一场枪炮决斗。”[41]“即使舰队装备优良,司令官素质出众,但受战列队形战术的限制,从战术上来说,依然是非决定性的,而且完全得不出什么结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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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弱势一方和意图消极的一方,对于强势和意图积极者而言,如何挣破此种18世纪海战模式的束缚,就成了首要课题。率先求变者正是当年发明了战列线战法的英国皇家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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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桑特海峡之战到“光荣的6月1日”海战再到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海军通过一系列的战术变革实现了迫敌接受决定性海上会战的能力。实现的方式是形成切割战列线战术(cutting the line)对战列线战术的不对称优势。这种新战术强调通过巧妙的编队机动(注意:不是乱战时代的单舰自由机动),打破敌军的战列线,形成量字头优势。所谓T字头优势(crossing the T),即在战斗中形成我方舰舷对敌方舰尾或舰首的位置优势。之所以这种位置是一种优势,是因为当时的军舰:⑴火炮都在两舷,舰尾和舰首毫无攻击力;⑵没有纵向装甲隔板,舰尾防护尤其脆弱,中弹后往往形成横扫整层甲板的巨大创伤,一两轮炮击即可让一艘主力舰丧失战斗力;(3)当时火炮的射速和射程都很有限,当一方军舰忽然变单纵队同向平行机动为多纵队横穿敌阵时,敌方无法集中整纵列军舰的火炮进行拦击,少数几艘临近军舰的火力又难以持续发射,而一旦我方军舰冲人敌方纵列,就会形成我方两舷的火炮可以分击一艘敌舰的舰尾和一艘敌舰的舰首的有利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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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战列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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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aul Hague,Sea Battles in Miniature:a Guide to Naval Wargaming,Cambridge:the Pitman Press,1st,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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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风向切割战列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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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aul Hague,Sea Battles in Miniature,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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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为火炮等远射武器的弹道特性,其横向散布远小于纵向散布,因此,在海战中,形成对对方战舰的纵射(enfilade)是提升舰炮命中率与杀伤效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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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战术实现之关键在于:(1)要有一位勇于求胜且指挥能力极强的指挥官;(2)要有较高的编队机动力;(3)要撕碎敌军的战列线[43],但又要保持己方军舰的组织控制。此种战术之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击沉敌方军舰,这与德国陆军运用外线作战追求围歼效果相同,都是强势、主动的战法。在英国海军利用此种新战术一再获胜之后,正常情况应该是像当年的战列线战术革命一样,在国际上形成新的模仿效应。在双方机动力接近,又都有或都没有了纳尔逊式的指挥官后,海战将再度难以取得重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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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世界海军发展进人了一个技术变革迅猛但海战实践稀少的时代。蒸汽时代的到来,造成了海军战术发展的断裂。各种新概念军舰和海战新战术设想层出不穷,反而遮盖了问题的本质。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始终能坚持自己的传统。蒸汽动力为军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术机动自由,从而对舰队的机动作战形成了空前的助力。而纵队显然要比横队更有利于机动。同时,舰载火炮的射程、射速和威力不断提高。相应的,丁字优势也发生了逆转——不再是一艘军舰在近距离卡在两艘敌舰首尾之间,而恰恰是在远距离上集中多艘军舰的火力打击敌方翼侧或队首的一艘军舰,敌军则互相妨碍射界,难以全力应战。从而形成如下两种新T字头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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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英国皇家海军在进人蒸汽动力时代后,始终没有放弃:(1)努力在海战中获取辉煌战果;(2)利用机动作战形成T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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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里斯顾问团灌输给日本海军的,正是此种逢敌必战的主动精神,和纵队机动、抢占T字头位置、歼灭敌军舰队主力的战术体系。对此体系,日本海军战术名家岛村速雄有深刻领悟,他编译的战术教范《海軍戦術一斑》取材于19世纪海军战术名著《现代海军战术的实例、讲评与准则》(Examples,Conclusions and Maxims of Modern Naval Tactics),对日本海军的战术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部海军战术名著《火炮、撞角和鱼雷:当前海战的机动和战术》(The Gun,Ram and Torpedo,Manoeuvres and Tactics of a Naval Battle in the Present Day),也深受日本海军军官们的重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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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北洋海军,始终不注重军事学说和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对海战史和海战战术的研究风气更是始终没有确立起来。以《北洋海军章程》为例,我们很难从其中规定的课程和训练程序中看出军事学和战争史的成分,除去操作武器部分外,我们几乎看不出北洋海军的人才培养,与普通海事学校的人才培养有何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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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术意识的代差,对9月17日当天的海战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代差程度究竟有多大,则还需回到海战过程中,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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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9月17日海战的战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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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起点在于,日方联合舰队在9月17日的海战中虽使用了纵队战术,却并非将所有军舰都集中在一个编队中,而是形成了两个编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后者集中了速度快、火力猛的新锐巡洋舰,这个编组貌似只是为了充分发挥相应军舰的优势,实则更有深层战术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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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游击队继承的是欧洲海军“飞行编队”(flying squadran)[45]的构想:由巡洋舰组成的编队在较远距离上进行保交、破交、侦察、武力展示等任务。只不过,由于列强海军有足够的主力舰,一般不赋予此种编队以舰队决战的任务。但日本海军由于没有主力舰,只好用巡洋舰来对抗舰种相对齐全的北洋海军,乃赋予第一游击队在海战中快速迂回、限制敌军机动的双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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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纵队机动的目的在于抢占T字头位置。在敌军采用极其不利于机动的横队战术时,这一点非常容易做到。但是,如果对方也采取纵队编组,并进而奉行同向平行机动原则,则外围的舰队即便享有很大的速度优势,都无法抢占T字头。只有在双方进行反向航向时,才会让速度占优的一方抢占有利位置。[46]但是,当日军以高速巡洋舰独立编队之后,形势就不同了。日军以本队牵制敌军,以第一游击队高速运动,限制对方之机动,就很容易形成有利的夹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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