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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再回顾大东沟海战，令后人困惑的反而是：北洋海军最终居然只损失了5艘巡洋舰！不仅定远、镇远完好，还额外保存着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等5艘巡洋舰，并重创了日方旗舰。原因何在？原因恰在于日军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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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日本联合舰队过高估计了“三景舰”与新锐巡洋舰组合的威力，产生了能够击沉定远、镇远的幻想。过于执著于击沉定远、镇远，反而限制了日本舰队长项的发挥，为中方巡洋舰的逃生留下了空间。实战证明，从击沉铁甲舰的角度，“三景舰”是和蚊炮船、撞击巡洋舰一样中看不中用的“概念舰”。整个海战中，松岛、严岛、桥立三舰的320毫米主炮一共只发射13枚炮弹，且无一命中。[71]但三舰装备的中口径速射炮数量极大，火力胜过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高千穗。如用来打击中方的老式巡洋舰，则威力极大。[72]据战后统计，中方组成横队的10舰中，幸存5舰除过早逃离战场的济远仅中弹15枚外，其余4舰的中弹数依次为：定远（159）、镇远（200）、来远（225）、靖远（110）。（参阅本章附录四）[73]假如命中定远、镇远的炮弹中的三分之二转移到来远、靖远二舰身上，后者均将步超勇、扬威之后尘。而保留的三分之一命中弹仍将有效压制定远、镇远之正常火力发扬。换言之，如果说北洋海军的失误在于过多火力集中在了“即便击沉也无关胜败的”敌舰上，联合舰队的失误就在于过多火力集中在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击沉的”敌舰上。此战日军一再谋求前后夹击的战术态势，显然是将位于中央的定远、镇远锁定为主要目标，假如能变前后夹击为左右夹攻，日军将胜的成本更低，战果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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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的军事学说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其战术虽然高明，无奈战略和基本战争观拙劣，太过拘泥于赢得海战，而忘记了更重要的目标是赢得战争。打赢海战的标准自然是尽可能多地击沉敌主力舰。但赢得战争的标准却是如何对战争全局产生实质影响。从后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如果日军能在此战中全歼中方巡洋舰（至多保留一艘济远，此点甚为讽刺），就算定远、镇远保留下来，日本海军即等于事实上确保了交通线安全。因为主力舰不适合进行交通线袭击，没有了巡洋舰，更等于失去了耳目，则这样两艘又聋又瞎的铁甲舰，又如何威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只要海上交通线畅通，日军即可在渤黄海沿岸随意选择打击目标和登陆点。马汉关于日本海军此战击沉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船只的说法，正暴露了马汉思想体系过于强调主力舰决战的短板。国人不悟，迄今还忙着给马汉的缺点背书，既未把握马汉思想的精髓，更未看清大东沟海战之关键从来不在主力舰，恰在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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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日军将吉野、秋津洲与高千穗、浪速合编为第一游击队，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后两艘军舰既没有装备速射炮，航速也明显慢于前两艘军舰（详见本章附录二）。混搭使用反而限制了强舰威力的发挥。究其实质，似乎是日本海军对新锐巡洋舰和中口径速射炮信心不足，故以装备重炮的高千穗、浪速加强吉野、秋津洲。这与其赋予三景舰击沉定远、镇远的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实战证明，无用的恰恰是小船上装的重炮。相反，编入本队的千代田则速度极快，更装有大量速射炮，另据1900年版的《简氏世界战舰年鉴》[74]和弗雷德·简（Fred. T. Jane）于1904年所著的《日本帝国海军》[75]中的记载，该舰还装备了新式哈维镍钢装甲。在实战中则是双方唯一一艘创下零伤亡记录的军舰。[76]如日军能调整编组，将高千穗、浪速改编入本队，重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重点打击中方巡洋舰，战术效能显然将更高。或者，用千代田与高千穗、浪速中任一艘互换，战术效能也将高于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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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日本联合舰队一开始就应将战斗目标明确为尽量多地击沉中方巡洋舰，而非徒劳地攻击定远、镇远。其战术要领在于：（1）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2）赤城、西京丸不要进入战场；（3）尽量远离居于中央的定远、镇远，而集中火力打击位于横队翼尖的各舰。如定远、镇远分趋两翼掩护弱舰，日方即发挥机动和速度优势，反复攻击中央各弱舰，仍尽量远离定远、镇远。则日军最终所获得的战果，将远胜于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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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实战中。当战场上已不复有中方巡洋舰的情况下，第一游击队追击退出战列的各巡洋舰，是正确的战术举动，因为第一游击队留在战场上，也还是无助于击穿定远、镇远的厚甲。而尽量多地歼灭中方巡洋舰，才是第一游击队的本职工作，也是第一游击队最擅长的事情。只可惜时间已不足以让第一游击队在日落前完成击沉所有中方巡洋舰的任务了。最终，经远虽沉没，靖远、来远终于侥幸逃生。换言之，伊东祐亨在大东沟取得的胜利，与野津道贯在平壤取得的陆战胜利一样，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就导致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局，得以再延续几个回合。这就引出了下一章所要检讨的内容——金旅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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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北洋海军各舰在大东沟海战中的位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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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研究大东沟海战，最大的困惑即在于，中方保留的史料太少且质量不高。日方的史料相对较多、质量也较高，但同样受到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日本海军的记录能力的局限，颇多模糊不清甚至互相矛盾之处。在涉及对中国海军的记述时，更是如此。正是由于此种原始史料的限制，中日两国迄今尚无一人能为此战绘出精准的海战过程图。甚至连开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位置，迄今亦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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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排序，按自左向右之顺序，存在着六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且各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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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22、240页。②松下芳男：《近代の戦争》，第1册，第210页。③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页。④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清末海军史料》，第873页。⑤陈悦：《甲午海战》，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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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48—453页。有意思的是，宗泽亚在正文中对中方战舰序列避而不谈，仅模糊其词地说：“12时50分两舰队迎面接近，北洋舰队采用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指导的‘鳞次横阵’队形，此阵形是史上奥地利舰队的利萨海战中使用的著名阵法。”同时在书后附录三组日方留下的海战形势图，却既未注明出处，亦未注意到一个尴尬的事实：这三组图互相矛盾之处甚多，且报告（一）（二）与（三）对中方各舰开战时之位置标注并不一致！②池田清：《日本の海軍》，第196页。③野村實：《海戦史に学ぶ》，第51页。④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53页。⑤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4页。⑥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第1册，第365页。但是，该书正文虽采用了此种序列，但同页的海战示意图中却又使用了第6种序列，该书编者同样未作解释。⑦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49页。⑧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54—457页。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⑩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25—127页。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⑫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⑬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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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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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相关记录或来自日方，或来自第三方，唯一来自中方的记录还是一位洋员留下的，不能不令后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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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考虑到超勇与扬威、致远与靖远、经远与来远属于同型舰，日军在战时较易于辨识错误。则可知第1与第4种排序和第2与第3种排序，应属于同一排序下的具体舰只识别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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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较不寻常的是第5及第6种排序，第6种排序尤其与众不同，既未遵循同型舰原则，也未采取定远、镇远居中的对称结构，故而历来较少采用。至于第5种排序则长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姜鸣先生虽已意识到第5种排序的原始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却仍在正文中采用了此种排序，原因在于，据当日身在行间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之回忆，海战开始前，丁汝昌曾颁布了三条训令：（1）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2）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3）各舰必须跟随提督行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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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第一条明确提到“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则只有第5种排序符合同型舰舰两两编组的原则。这也是所有支持此种序列的学者的共识。但在日方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第3种排序，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也采用了此种排序时，[78]陈悦先生坚持选择第2种排序，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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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回国后的编队使用方法较为特殊，北洋海军实际是将这两艘军舰与在英国建造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混合编队，共同使用的。可能是出于让两种不同设计思想的军舰达成互补，以发挥最大的作战效能，“经远”级军舰的厚甲、“致远”级军舰的快腿相配合，确实相当实用，因而最终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经远”—“致远”；“来远”—“靖远”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一再地在此后的历史中闪现，但编队规则非常明确——“来远”从未单独与“致远”编队，而“经远”也没有出现过与“靖远”搭配的情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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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此种异型舰编组之战术得失，首先，此论与北洋海军之管理章程并不相符。盖北洋海军主要战舰分为左翼、右翼、中军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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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镇远、经远、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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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定远、来远、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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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致远、济远、靖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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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致远、靖远显然在同一编组内，经远、来远则不在一编组内，从中既看不到“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亦看不到同型舰编组原则。只有当左右翼混合行动，中军独立行动时，才符合了同型舰编组原则。但仍不符合“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