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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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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相关记录或来自日方，或来自第三方，唯一来自中方的记录还是一位洋员留下的，不能不令后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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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考虑到超勇与扬威、致远与靖远、经远与来远属于同型舰，日军在战时较易于辨识错误。则可知第1与第4种排序和第2与第3种排序，应属于同一排序下的具体舰只识别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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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较不寻常的是第5及第6种排序，第6种排序尤其与众不同，既未遵循同型舰原则，也未采取定远、镇远居中的对称结构，故而历来较少采用。至于第5种排序则长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姜鸣先生虽已意识到第5种排序的原始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却仍在正文中采用了此种排序，原因在于，据当日身在行间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之回忆，海战开始前，丁汝昌曾颁布了三条训令：（1）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2）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3）各舰必须跟随提督行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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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第一条明确提到“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则只有第5种排序符合同型舰舰两两编组的原则。这也是所有支持此种序列的学者的共识。但在日方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第3种排序，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也采用了此种排序时，[78]陈悦先生坚持选择第2种排序，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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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回国后的编队使用方法较为特殊，北洋海军实际是将这两艘军舰与在英国建造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混合编队，共同使用的。可能是出于让两种不同设计思想的军舰达成互补，以发挥最大的作战效能，“经远”级军舰的厚甲、“致远”级军舰的快腿相配合，确实相当实用，因而最终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经远”—“致远”；“来远”—“靖远”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一再地在此后的历史中闪现，但编队规则非常明确——“来远”从未单独与“致远”编队，而“经远”也没有出现过与“靖远”搭配的情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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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此种异型舰编组之战术得失，首先，此论与北洋海军之管理章程并不相符。盖北洋海军主要战舰分为左翼、右翼、中军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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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镇远、经远、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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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定远、来远、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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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致远、济远、靖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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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致远、靖远显然在同一编组内，经远、来远则不在一编组内，从中既看不到“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亦看不到同型舰编组原则。只有当左右翼混合行动，中军独立行动时，才符合了同型舰编组原则。但仍不符合“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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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北洋海军历次行动中的实际分组来看，前述说法亦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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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服役后北洋海军主要战舰之分队行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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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同时参与行动者未计入。资料来源：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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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各舰之编组全无一定之规，可任意组合。具体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各种组合均曾出现，且任务类型从外事活动到军事行动均包含在内。很难说北洋海军存在“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固定编组。反而恰恰是这个编组，仅仅出现在1889年12月的计划中，实际行动时并未采用，反而选择了同型舰编队。此后更先后出现致远—来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靖远、靖远—来远、济远—经远、威远—靖远等多种编组。其中，威远与靖远的编组确实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实际上是以威远为执行特殊运输任务之运船，而以靖远随护。但其他编组，显然就不能如此特殊化处理了。尤其是致远、靖远两次参与台湾省内的军事行动，更不能寻常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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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清军各舰之编队规则极其灵活。丁汝昌的三条训令又是外籍顾问之转述，则前述各种序列，除掉史料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第5种排序外，其他五种排序各有合理成分，除非发现极其权威、详实之新史料，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分组原则与实际位置，或将成为永远之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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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舰排序的不能确定，势必影响到对海战细节及各舰战史之还原。即便借助专业化之精密推理，仍只能形成假说，而无法还原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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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丁汝昌战后之报告明确提及，此战北洋海军之接敌阵型为夹缝雁行阵。[81]他对于此种阵型之具体内容虽未做解释，目前亦找不到直接史料以供分析，却仍能借助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夏季编译的学堂读本《船阵图说》进行间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较为专业的思考，一为许华的《从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解析黄海海战》，一为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82]有意思的是，二文各有一个严重缺陷。前文完全无视了丁汝昌的战报，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就将北洋海军的接敌阵型定为“一字雁行阵”，[83]但却将《船阵图说》中的各种阵型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指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夹缝雁行阵是与双叠雁行阵相仿的一种阵型，都是军舰成两条战列线分布，只不过双叠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正对第一列军舰，夹缝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则斜对第一列军舰。[84]而后文立足丁汝昌的战报，明确北洋海军系以夹缝雁行阵接敌，但在分析时却脱离了《船阵图说》，忽视了双横队的问题，在并无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将当天北洋海军的编组解释为5个2舰编组，无意间将2个5舰横队变成了5个2舰纵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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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夹缝雁行阵的实质是双横阵，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关于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各舰的6种位序记录，就会发现，当我们把相关排序中的奇数舰排成一列，再将偶数舰排成另一列后，所有编组的共同点就浮现了出来：每横列各有一艘定远级、致远级、经远级、超勇级战舰，另将济远、广甲分置于两列之中。最后形成的凸横阵中，居于中央的是定远和镇远，最右翼的是超勇、扬威，最左翼的是济远、广甲和致远。至于各舰具体位序，仍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掘。这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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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参战舰船数据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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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航速均为设计航速。次栏则为英方的估测数值。③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p. 119.④三景舰在设计时被归为二等海防舰，其实属于防护巡洋舰。⑤比叡、金刚两艘巡洋舰订造于1875年，当时分类为armoured corvette，其时英国海军正处于海军革命初期，舰种分类也与几十年后不同，armoured corvette指在这一时期建造的拥有水线铁制装甲带但未与装甲甲板连接形成“装甲盒”构造的巡洋舰，代表型号就是俄海军的海军上将级与英海军的香农级，在此翻译为“铁甲巡洋舰”，用以区别后世建造的“经远”、“千代田”等装甲巡洋舰（armoured cruiser）。⑥扶桑号在建造时被归类为二等中央炮廓铁甲舰，该舰型是海军革命早中期出现的主力作战舰型，因为其时装甲钢技术还未取得突破，故而装甲厚度极大而效用却较差，在黄海海战时虽接受过大幅度改装但已无法承担主力重任。⑦原定编制人数为126人，1892年增设少主计一名。参阅“日本海军‘赤城’号炮舰”，《舰船知识》2014年第10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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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9月17日北洋海军参战舰船数据表[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