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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者,即抗登陆胜利之三种主要方法:(1)败敌于海上——通过剥夺敌军利用海洋进行机动的权力,从而阻止登陆的发生。(2)败敌于滩头——利用敌军抢滩登陆的薄弱环节,或依托强固工事挫败敌之登陆行为,或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半渡而击,驱敌入海。(3)败敌于内陆——放弃次要地区以稀释敌方兵力,同时坚守要港和富源地区,放大敌军之后勤困难。进而集中优势兵力切断敌军之海陆联系,使之陷入孤危境地,或围而不打,拖垮敌军;或直接对敌军进行攻击,野战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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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上下对现代海军的运用完全陌生,北洋海军又不具备对联合舰队的压倒性优势,所以第一种战法难以实现。可供清军选择者,仅限于后二者。日军之行动则针锋相对,选择清军不设防地区登陆,从而规避抢滩作战之困难,[10]进一步压缩清军的选择面。而日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与清军抗登陆思想之落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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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抗登陆作战思想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在这次战争中,英军的登陆作战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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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英军在大角—沙角炮台之战、两次定海之战、厦门之战、乍浦之战中的主流打法:以军舰吸引炮台火力,同时派出陆战队在炮台附近的不设防海岸登陆,迂回至清军阵地侧后方发起攻击,低成本获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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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1842年6月吴淞口之战中的特殊打法:从正面强攻,摧毁岸防炮台体系,进而以敌前登陆的姿态夺取港口。之所以选择正面强攻战法,主要是受地形限制,难以进行有效的迂回。而英军又掌握了对清军炮台火力的压倒性攻击优势,[12]所以才敢采取此种蛮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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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一连串失败的刺激下,再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新屈辱后,清廷上下已普遍意识到:(1)老式火炮和老式炮台皆不足恃。(2)岸防体系之陆路安全急需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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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经营多年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要塞区,即在此两大教训的基础上展开,引进新式火炮和新式炮台体系,修筑了强大的对海防御工事。李鸿章自信“敌断不攻我炮台一面”,[13]实际上日军也确实不敢如此行动。关键即在于,日本海军无法对清军之岸防体系形成攻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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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李鸿章虽为各海防要塞配备了陆路防御兵力,却始终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战训中提炼出深层教训。在前述历次对英作战中,英军之迂回范围非常有限,基本是在炮台附近登陆,继而展开攻击。战斗规模也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英双方战力差距过大,而英军之政治意图亦有限。[14]这就误导了清军,使之以为登陆作战必然是在炮台附近展开且规模有限,却从未想到,随着登陆规模的扩大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敌军之登陆地点绝不限于炮台附近地区,而可以选择远离炮台的不设防地区登陆,再由陆路发起远距离之大部队攻击。当李鸿章在10月2日(九月初四)判断日军的登陆地点“或旅顺左右各岛”时[15],其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鸦片战争中的小范围对抗模式。所以他才会在11月3日指示丁汝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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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运船”就是运输船,很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日军会将运兵船一直开到炮台附近登陆。这就明确暴露,李鸿章的抗登陆思想仍停留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守口作战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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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反李鸿章势力奉为名将的吴大澂,同样对抗登陆作战缺乏研究。他在论及其直接负责的山海关防御时,竟认为:“炮台有二十一生脱大炮,打足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东西可顾廿余里。十五生脱小炮,大船停泊十里外,不敢近岸,大雪后岸冻甚多,小船亦不能近。榆防无虑。”[16]这就为日军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广阔的防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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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军注定既不可能破敌于海上,又难以迫使日军敌前登陆的情况下,历史留给清军的对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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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一:反击登陆场。及时集中兵力于日军登陆场附近,趁日军登陆尚未结束、立足未稳时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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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二:破敌于内陆。此为前一策失效后的替补方案,即在日军登陆完成后,在内陆选择攻防要点,形成坚固抵抗据点阻止日军前进,同时集中兵力隔断日军之海陆联系,反包围登陆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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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日军如欲取胜,关键即在于:尽量隐蔽作战企图,压缩登陆筹备、进行时间,进而压缩清军之准备时间,从而抢在清军集结起足量反击部队前夺取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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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日军而言,“隐蔽作战企图”和“压缩登陆筹备、进行时间”在实施时恰恰都有相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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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时的日本亦为各种不平等条约所束缚,重要港口周边外国人士颇多,其中不乏或同情中国或为情报费驱动而为中国猎取情报者,从后来中国多次获得日军动向预警,就可知道日本的保密工作难度极大。一旦登陆行动开始,就更难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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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船舶运力的限制和登陆技术的限制,日军很难迅速完成登陆作业。这可以从实战进程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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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八月二十八日),作为登陆主力的第一师团就已全部抵达广岛。但为等待运输船集中,第一师团在广岛滞留了近20天,直到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才开赴宇品港登船,最后一批部队离港已是20日。24日(九月二十六日)6时,日军第一批运兵船抵达金州东北方约80公里处的花园口,开始登陆。[17]11月1日,作战单位完成登陆。次日,日军在貔子窝完成攻击集结。但重武器、战马和辎重的卸载工作仍在继续。直到日军占领大连湾的当天(11月7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的登陆才全部结束。[18]从9月27日算起,至此已42天。从登陆日算起,亦历时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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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军唯一能采取的压缩时间的办法,就是让登陆场尽量靠近作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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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辽东战场之具体环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军之攻击链条为:貔子窝、金州、大连湾、旅顺。其中,貔子窝是攻击金州的集结区,适于登陆且没有清军设防。金州则是大连湾的屏障,同时又扼守着辽东半岛的蜂腰地带金州地峡(最窄的地段仅5到7公里),从金州城到其南部山区,都是清军的防区。一旦金州地峡失守,大连湾的后路即门户洞开,且日军可用较少兵力掩护后方安全。而大连湾则是优良港湾,有现代化的卸载码头,日军控制此地后,即可将后勤输送点前移,从而不再依赖海岸登陆场。同时,大连湾又是攻击旅顺的集结区。而旅顺则是日军此次行动的最终目标。由此可见,貔子窝、金州、大连湾、旅顺之关系可谓环环相扣。但与海军所选择之登陆场——花园口,则没有必然联系。何况从花园口到貔子窝之间有多条河流,路况较差,对陆军而言,此段机动既多余又困难。故而,陆军方面始终坚持直接在貔子窝登陆,以尽快突破金州地峡。但是,海军考虑到水文地理的因素,认为如在貔子窝登陆,运输船无法尽量靠近海岸线,从而延长登陆时间并导致海军舰队长期滞留在登陆场附近,故坚持在花园口登陆。双方经反复协商,最终还是按照海军的方案行动。这就使得日军在登陆后必须先陆路机动到貔子窝,再攻击金州,无形中加大了登陆后的作战难度,拖长了作战时间。且日军的主攻方向位于登陆场的西南方,而大批清军随时可能自东北方南下,这就使得日军愈向前推进,登陆场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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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缺陷,也正是清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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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如能充分利用日军的准备期,准确预判日军的大致登陆区域,集中机动兵力待机,即可趁日军向貔子窝、金州机动时,先扫荡花园口登陆场。 即便清军做不到前一点,如能在金州形成坚固抵抗,同时以强大的反击兵力依次夺取花园口和貔子窝,即可有效切断日军之海上交通线,形成极其有利的夹击态势。 如金州地峡无法长期坚守,以清军有限之兵力,极难兼顾旅顺和大连湾,势必要弃掉大连湾,专守更重要的旅顺。而日军一旦控制了大连湾,就可以之替代海岸登陆场,更顺畅地增补兵力,同时还必将极大地增加清军的作战难度,因为清军现在必须夺回大连湾,才能收到隔断敌海陆联系的效果。而要收复大连湾,就要先收复金州,又要防备在广岛待机的日军第二师团的二次登陆夹击。这就需要集中大量兵力,一边向大连湾攻击前进,一面在花园口、貔子窝沿线形成对海防御正面。对于缺乏现代兵役制度和铁路运输网的清军而言,集中大量兵力需要大量时间,而大量时间此时就只能寄托于旅顺守军能长期抵抗。 故而,后人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1)清军何以未能在事先集中机动兵团于金州附近?(2)日军登陆后,清军之反击何以迟迟不能发起?(3)金州、旅顺之防御何以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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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牵涉到清军从战争指导到具体战术的全盘失误,下面就让我们逐一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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