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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经营多年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要塞区，即在此两大教训的基础上展开，引进新式火炮和新式炮台体系，修筑了强大的对海防御工事。李鸿章自信“敌断不攻我炮台一面”，[13]实际上日军也确实不敢如此行动。关键即在于，日本海军无法对清军之岸防体系形成攻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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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李鸿章虽为各海防要塞配备了陆路防御兵力，却始终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战训中提炼出深层教训。在前述历次对英作战中，英军之迂回范围非常有限，基本是在炮台附近登陆，继而展开攻击。战斗规模也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英双方战力差距过大，而英军之政治意图亦有限。[14]这就误导了清军，使之以为登陆作战必然是在炮台附近展开且规模有限，却从未想到，随着登陆规模的扩大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敌军之登陆地点绝不限于炮台附近地区，而可以选择远离炮台的不设防地区登陆，再由陆路发起远距离之大部队攻击。当李鸿章在10月2日（九月初四）判断日军的登陆地点“或旅顺左右各岛”时[15]，其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鸦片战争中的小范围对抗模式。所以他才会在11月3日指示丁汝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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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运船”就是运输船，很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日军会将运兵船一直开到炮台附近登陆。这就明确暴露，李鸿章的抗登陆思想仍停留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守口作战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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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反李鸿章势力奉为名将的吴大澂，同样对抗登陆作战缺乏研究。他在论及其直接负责的山海关防御时，竟认为：“炮台有二十一生脱大炮，打足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东西可顾廿余里。十五生脱小炮，大船停泊十里外，不敢近岸，大雪后岸冻甚多，小船亦不能近。榆防无虑。”[16]这就为日军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广阔的防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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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军注定既不可能破敌于海上，又难以迫使日军敌前登陆的情况下，历史留给清军的对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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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一：反击登陆场。及时集中兵力于日军登陆场附近，趁日军登陆尚未结束、立足未稳时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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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二：破敌于内陆。此为前一策失效后的替补方案，即在日军登陆完成后，在内陆选择攻防要点，形成坚固抵抗据点阻止日军前进，同时集中兵力隔断日军之海陆联系，反包围登陆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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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日军如欲取胜，关键即在于：尽量隐蔽作战企图，压缩登陆筹备、进行时间，进而压缩清军之准备时间，从而抢在清军集结起足量反击部队前夺取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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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日军而言，“隐蔽作战企图”和“压缩登陆筹备、进行时间”在实施时恰恰都有相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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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时的日本亦为各种不平等条约所束缚，重要港口周边外国人士颇多，其中不乏或同情中国或为情报费驱动而为中国猎取情报者，从后来中国多次获得日军动向预警，就可知道日本的保密工作难度极大。一旦登陆行动开始，就更难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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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船舶运力的限制和登陆技术的限制，日军很难迅速完成登陆作业。这可以从实战进程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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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八月二十八日），作为登陆主力的第一师团就已全部抵达广岛。但为等待运输船集中，第一师团在广岛滞留了近20天，直到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才开赴宇品港登船，最后一批部队离港已是20日。24日（九月二十六日）6时，日军第一批运兵船抵达金州东北方约80公里处的花园口，开始登陆。[17]11月1日，作战单位完成登陆。次日，日军在貔子窝完成攻击集结。但重武器、战马和辎重的卸载工作仍在继续。直到日军占领大连湾的当天（11月7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的登陆才全部结束。[18]从9月27日算起，至此已42天。从登陆日算起，亦历时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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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军唯一能采取的压缩时间的办法，就是让登陆场尽量靠近作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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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辽东战场之具体环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军之攻击链条为：貔子窝、金州、大连湾、旅顺。其中，貔子窝是攻击金州的集结区，适于登陆且没有清军设防。金州则是大连湾的屏障，同时又扼守着辽东半岛的蜂腰地带金州地峡（最窄的地段仅5到7公里），从金州城到其南部山区，都是清军的防区。一旦金州地峡失守，大连湾的后路即门户洞开，且日军可用较少兵力掩护后方安全。而大连湾则是优良港湾，有现代化的卸载码头，日军控制此地后，即可将后勤输送点前移，从而不再依赖海岸登陆场。同时，大连湾又是攻击旅顺的集结区。而旅顺则是日军此次行动的最终目标。由此可见，貔子窝、金州、大连湾、旅顺之关系可谓环环相扣。但与海军所选择之登陆场——花园口，则没有必然联系。何况从花园口到貔子窝之间有多条河流，路况较差，对陆军而言，此段机动既多余又困难。故而，陆军方面始终坚持直接在貔子窝登陆，以尽快突破金州地峡。但是，海军考虑到水文地理的因素，认为如在貔子窝登陆，运输船无法尽量靠近海岸线，从而延长登陆时间并导致海军舰队长期滞留在登陆场附近，故坚持在花园口登陆。双方经反复协商，最终还是按照海军的方案行动。这就使得日军在登陆后必须先陆路机动到貔子窝，再攻击金州，无形中加大了登陆后的作战难度，拖长了作战时间。且日军的主攻方向位于登陆场的西南方，而大批清军随时可能自东北方南下，这就使得日军愈向前推进，登陆场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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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缺陷，也正是清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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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如能充分利用日军的准备期，准确预判日军的大致登陆区域，集中机动兵力待机，即可趁日军向貔子窝、金州机动时，先扫荡花园口登陆场。 即便清军做不到前一点，如能在金州形成坚固抵抗，同时以强大的反击兵力依次夺取花园口和貔子窝，即可有效切断日军之海上交通线，形成极其有利的夹击态势。 如金州地峡无法长期坚守，以清军有限之兵力，极难兼顾旅顺和大连湾，势必要弃掉大连湾，专守更重要的旅顺。而日军一旦控制了大连湾，就可以之替代海岸登陆场，更顺畅地增补兵力，同时还必将极大地增加清军的作战难度，因为清军现在必须夺回大连湾，才能收到隔断敌海陆联系的效果。而要收复大连湾，就要先收复金州，又要防备在广岛待机的日军第二师团的二次登陆夹击。这就需要集中大量兵力，一边向大连湾攻击前进，一面在花园口、貔子窝沿线形成对海防御正面。对于缺乏现代兵役制度和铁路运输网的清军而言，集中大量兵力需要大量时间，而大量时间此时就只能寄托于旅顺守军能长期抵抗。 故而，后人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1）清军何以未能在事先集中机动兵团于金州附近？（2）日军登陆后，清军之反击何以迟迟不能发起？（3）金州、旅顺之防御何以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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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牵涉到清军从战争指导到具体战术的全盘失误，下面就让我们逐一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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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花园口登陆前的清军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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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与大东沟海战终于令李鸿章认清了一个事实，此番日本举国动员，有备而来，志不在小，绝非北洋一隅所能抗衡。故而，他在9月19日（八月二十日）的《据实陈奏军情折》中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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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军情益急，臣力难支……际此时艰方亟，断不敢自请罢斥，致蹈规避之嫌，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审处，据实陈明，及至贻误事机，百死讵足塞责。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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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表面上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无力指挥，实则是委婉指出中日战争已扩大化，需举国抗日、持久抗战。对此，光绪似乎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其在两天后的回复中称：“倭人构衅以后，办理军务为难情形，早在深宫洞鉴之中。”[20]等于事实上担当起全国统帅的角色，并进而做出如下初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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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宫内开支，发出内币三百万两、钱两万串，以充实军费。 任命宋庆为帮办大臣，率领剩余的毅军赴九连城，负责鸭绿江防御。 环渤、黄海海防重任仍交李鸿章负责，并相信“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21] 9月29日（九月初一），军机处又决定调南洋水师的三艘军舰（南瑞、开济、寰泰）北上助战，[22]标志着“北洋的战争”终于开始变成“大清国的战争”。岂料，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竟以南洋水师兵力单薄、本防区防务尚且乏力为由，拒绝增援北洋。[23]这无异给兴致勃勃的光绪君臣碰了个不算小的软钉子。同时，清廷虽然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北上勤王，但实际上具备战斗力的部队极少，且交通原始，缓不济急。再加上地方主义的作祟，严重削弱了举国抗战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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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李鸿章对上一阶段战斗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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