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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缺陷，也正是清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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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如能充分利用日军的准备期，准确预判日军的大致登陆区域，集中机动兵力待机，即可趁日军向貔子窝、金州机动时，先扫荡花园口登陆场。 即便清军做不到前一点，如能在金州形成坚固抵抗，同时以强大的反击兵力依次夺取花园口和貔子窝，即可有效切断日军之海上交通线，形成极其有利的夹击态势。 如金州地峡无法长期坚守，以清军有限之兵力，极难兼顾旅顺和大连湾，势必要弃掉大连湾，专守更重要的旅顺。而日军一旦控制了大连湾，就可以之替代海岸登陆场，更顺畅地增补兵力，同时还必将极大地增加清军的作战难度，因为清军现在必须夺回大连湾，才能收到隔断敌海陆联系的效果。而要收复大连湾，就要先收复金州，又要防备在广岛待机的日军第二师团的二次登陆夹击。这就需要集中大量兵力，一边向大连湾攻击前进，一面在花园口、貔子窝沿线形成对海防御正面。对于缺乏现代兵役制度和铁路运输网的清军而言，集中大量兵力需要大量时间，而大量时间此时就只能寄托于旅顺守军能长期抵抗。 故而，后人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1）清军何以未能在事先集中机动兵团于金州附近？（2）日军登陆后，清军之反击何以迟迟不能发起？（3）金州、旅顺之防御何以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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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牵涉到清军从战争指导到具体战术的全盘失误，下面就让我们逐一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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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花园口登陆前的清军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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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与大东沟海战终于令李鸿章认清了一个事实，此番日本举国动员，有备而来，志不在小，绝非北洋一隅所能抗衡。故而，他在9月19日（八月二十日）的《据实陈奏军情折》中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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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军情益急，臣力难支……际此时艰方亟，断不敢自请罢斥，致蹈规避之嫌，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审处，据实陈明，及至贻误事机，百死讵足塞责。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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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表面上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无力指挥，实则是委婉指出中日战争已扩大化，需举国抗日、持久抗战。对此，光绪似乎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其在两天后的回复中称：“倭人构衅以后，办理军务为难情形，早在深宫洞鉴之中。”[20]等于事实上担当起全国统帅的角色，并进而做出如下初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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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宫内开支，发出内币三百万两、钱两万串，以充实军费。 任命宋庆为帮办大臣，率领剩余的毅军赴九连城，负责鸭绿江防御。 环渤、黄海海防重任仍交李鸿章负责，并相信“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21] 9月29日（九月初一），军机处又决定调南洋水师的三艘军舰（南瑞、开济、寰泰）北上助战，[22]标志着“北洋的战争”终于开始变成“大清国的战争”。岂料，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竟以南洋水师兵力单薄、本防区防务尚且乏力为由，拒绝增援北洋。[23]这无异给兴致勃勃的光绪君臣碰了个不算小的软钉子。同时，清廷虽然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北上勤王，但实际上具备战斗力的部队极少，且交通原始，缓不济急。再加上地方主义的作祟，严重削弱了举国抗战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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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李鸿章对上一阶段战斗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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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惟恃炮船，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快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能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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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战败原因简单的归结为装备问题，又进而将装备问题归结为财政问题，全未看到中日军队在战略、战术、指挥编制等领域的全面落差，自然也看不清日军真正的优点和缺点。就算有充足的财政支持，让李鸿章“撒手举办”，也还是难免战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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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错误思路下，李鸿章对下一阶段日军之动向，亦始终未能把握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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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得到情报，称日本顾问官大隈重信条陈：“东三省为中国发祥地，定鼎时有旨，岁拨六百万两交该处库储，于今二百五十年，虽中国好说大话，不可尽信，以较少计之，总有数百万。驻韩兵马宜注意东三省，一面与平壤华军交战，一面攻夺东三省，一面以大队兵轮打旅顺，相机于左近登陆，袭取牛庄，封禁海口，使彼三面应接不暇，料中国各省会匪同时起事，再密约某国侵华边疆，俾华糜烂而后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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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提及日军有夺取旅顺的企图，但因为情报来源和内容均匪夷所思，故而一时不能定论。第二天上奏时，他便完全抛弃了这个情报，转而“据各国探报”，认为“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26]对策则是：“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27]其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到北京、奉天（沈阳）两大政治中心之上，显然没有意识到日军会在辽东半岛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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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八月二十五日），日舰已到烟台、旅顺海面游弋。李鸿章虽督促丁汝昌、龚照玙加紧修船，但答复仍是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修复。[28]清廷的反应是立即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御，[29]足见其并未将旅顺作为防御重点。直到9月29日（九月初一），李鸿章才又根据新情报，电告驻旅顺诸将及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瞭望严守。”[30]这个情报准确得令后人震惊，可是，真正了解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战争迷雾无处不在，各种情报频繁涌现，后人当然可以轻易进行正误判断，当事人却不能。实战经验可以提供看穿战争迷雾的判断力，而军事学说的价值则在于可以提供超越人身经验的判断力。而李鸿章、光绪，以及广大清国文武官员，既无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又无学说支持，也就不免在纷至沓来的情报中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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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0月2日（九月初四），李鸿章就又根据新情报指出：“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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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旅顺左右各岛”，正暴露了李鸿章仍是用鸦片战争中的守口作战思想。将“旅顺左右各岛”与“山海关一带”并列，更说明李鸿章的迷茫。[32]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李鸿章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兼顾旅顺、威海卫、山海关、津沽四点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33]殊不知这条警戒线恰好远离了日军实际的进军路线，虽能掩护津沽和山海关，却完全无法对日军在貔子窝到花园口一带的登陆进行预警和拦击。而军事专业素养更差的光绪及其顾问团自然也只有认同此一安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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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军巡防的同时，李鸿章又决定进行陆军增援，以防万一。先是在10月6日，命经锦州增援奉天的程之伟部晋军2 000人折返通州，乘火车至山海关，再经营口、盖平、复州、金州，陆路行军赴旅顺。稍后又命军粮城的徐邦道部5营兵力（马、炮各1营，及3个新募步营）直接从大沽船运大连湾，驻扎于金州附近，并在当地又增募了一个营。值得注意的是，出发前徐邦道对船运一事非常担心，他在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称：“弟于陆路行军，从未稍有疑虑，至海面上，弟实毫无把握……洋面如有丝毫不静，众人皆愿由火车到山海关，不怕赶行几日，较为稳妥。”还特别提到程之伟部就是“由陆路前进”。[35]幸亏李鸿章坚持船运方案，这才在日军进攻金州前将该部及时送到前线。而程之伟部受交通手段的限制，直到日军进攻金州的前一天才抵达复州南方的六十里埠（距金州尚60公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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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九月初九），李鸿章又得到来自英国使臣龚照瑗处的情报：“倭欲登大连湾岸，水路夹攻，图扰各口。”[37]同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38名侍讲、编修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此次出兵乃得到法国相助，应联络英德进行反制。[38]可谓彻底脱离现实之空论。岂料尚有御史进言，主张由刘永福统率偏师，自台湾出发，直捣长崎，攻击日本本土，“为釜底抽薪之计”，[39]而全不论相关后勤、组织问题。台湾巡抚邵友濂虽能认识到这个计划“断难得手”，但其对北方战局之建议，亦仅限于干瘪无力的“坚守要害，备足粮械，始议进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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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再度从龚照瑗处得到日军将在大连湾附近登陆的消息。李鸿章的办法是将原本设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之间的海军警戒线，转移到旅顺口和大连湾之间，[41]仍未意识到日军的登陆范围还要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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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李鸿章电告宋庆：“日欲分兵由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各处登陆”。[42]其注意力亦随之分散到前述各点之上。11日（九月十三日）李鸿章重点关注起山海关的防务。[43]自12日（九月十四日）起，又将主要精力转向鸭绿江方向之防务。而周馥在12日的敌情分析，亦认为：“倭不越海远攻旅湾。”盛宣怀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时距封冻不及两月，倭不越海攻坚，山海关可无碍，还是九连城要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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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九月十五日），清廷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忽然指示李鸿章：“现闻倭人秘谋，欲于各海岸平时无人之处，为攻克之计。”但对日军的可能登陆地点和登陆方法又彻底判断错误：“所谋者山海关外荒岸、关内小河口地方，又芦台近岸盐滩与山东利津海岸四处，欲乘大雨、大雾日，暗兵偷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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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一阶段，对问题分析最深刻者，乃李鸿章所依赖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说来讽刺，汉纳根只是个工程技术专家，在德军中亦不过是个没有进过参谋总部的尉级军官，此时却在事实上成了清政府的陆海军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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