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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缺陷,也正是清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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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如能充分利用日军的准备期,准确预判日军的大致登陆区域,集中机动兵力待机,即可趁日军向貔子窝、金州机动时,先扫荡花园口登陆场。 即便清军做不到前一点,如能在金州形成坚固抵抗,同时以强大的反击兵力依次夺取花园口和貔子窝,即可有效切断日军之海上交通线,形成极其有利的夹击态势。 如金州地峡无法长期坚守,以清军有限之兵力,极难兼顾旅顺和大连湾,势必要弃掉大连湾,专守更重要的旅顺。而日军一旦控制了大连湾,就可以之替代海岸登陆场,更顺畅地增补兵力,同时还必将极大地增加清军的作战难度,因为清军现在必须夺回大连湾,才能收到隔断敌海陆联系的效果。而要收复大连湾,就要先收复金州,又要防备在广岛待机的日军第二师团的二次登陆夹击。这就需要集中大量兵力,一边向大连湾攻击前进,一面在花园口、貔子窝沿线形成对海防御正面。对于缺乏现代兵役制度和铁路运输网的清军而言,集中大量兵力需要大量时间,而大量时间此时就只能寄托于旅顺守军能长期抵抗。 故而,后人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1)清军何以未能在事先集中机动兵团于金州附近?(2)日军登陆后,清军之反击何以迟迟不能发起?(3)金州、旅顺之防御何以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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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牵涉到清军从战争指导到具体战术的全盘失误,下面就让我们逐一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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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花园口登陆前的清军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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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与大东沟海战终于令李鸿章认清了一个事实,此番日本举国动员,有备而来,志不在小,绝非北洋一隅所能抗衡。故而,他在9月19日(八月二十日)的《据实陈奏军情折》中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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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军情益急,臣力难支……际此时艰方亟,断不敢自请罢斥,致蹈规避之嫌,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审处,据实陈明,及至贻误事机,百死讵足塞责。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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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表面上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无力指挥,实则是委婉指出中日战争已扩大化,需举国抗日、持久抗战。对此,光绪似乎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其在两天后的回复中称:“倭人构衅以后,办理军务为难情形,早在深宫洞鉴之中。”[20]等于事实上担当起全国统帅的角色,并进而做出如下初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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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宫内开支,发出内币三百万两、钱两万串,以充实军费。 任命宋庆为帮办大臣,率领剩余的毅军赴九连城,负责鸭绿江防御。 环渤、黄海海防重任仍交李鸿章负责,并相信“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21] 9月29日(九月初一),军机处又决定调南洋水师的三艘军舰(南瑞、开济、寰泰)北上助战,[22]标志着“北洋的战争”终于开始变成“大清国的战争”。岂料,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竟以南洋水师兵力单薄、本防区防务尚且乏力为由,拒绝增援北洋。[23]这无异给兴致勃勃的光绪君臣碰了个不算小的软钉子。同时,清廷虽然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北上勤王,但实际上具备战斗力的部队极少,且交通原始,缓不济急。再加上地方主义的作祟,严重削弱了举国抗战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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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李鸿章对上一阶段战斗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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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惟恃炮船,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快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能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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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战败原因简单的归结为装备问题,又进而将装备问题归结为财政问题,全未看到中日军队在战略、战术、指挥编制等领域的全面落差,自然也看不清日军真正的优点和缺点。就算有充足的财政支持,让李鸿章“撒手举办”,也还是难免战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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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种错误思路下,李鸿章对下一阶段日军之动向,亦始终未能把握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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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得到情报,称日本顾问官大隈重信条陈:“东三省为中国发祥地,定鼎时有旨,岁拨六百万两交该处库储,于今二百五十年,虽中国好说大话,不可尽信,以较少计之,总有数百万。驻韩兵马宜注意东三省,一面与平壤华军交战,一面攻夺东三省,一面以大队兵轮打旅顺,相机于左近登陆,袭取牛庄,封禁海口,使彼三面应接不暇,料中国各省会匪同时起事,再密约某国侵华边疆,俾华糜烂而后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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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提及日军有夺取旅顺的企图,但因为情报来源和内容均匪夷所思,故而一时不能定论。第二天上奏时,他便完全抛弃了这个情报,转而“据各国探报”,认为“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26]对策则是:“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27]其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到北京、奉天(沈阳)两大政治中心之上,显然没有意识到日军会在辽东半岛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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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八月二十五日),日舰已到烟台、旅顺海面游弋。李鸿章虽督促丁汝昌、龚照玙加紧修船,但答复仍是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修复。[28]清廷的反应是立即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御,[29]足见其并未将旅顺作为防御重点。直到9月29日(九月初一),李鸿章才又根据新情报,电告驻旅顺诸将及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瞭望严守。”[30]这个情报准确得令后人震惊,可是,真正了解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战争迷雾无处不在,各种情报频繁涌现,后人当然可以轻易进行正误判断,当事人却不能。实战经验可以提供看穿战争迷雾的判断力,而军事学说的价值则在于可以提供超越人身经验的判断力。而李鸿章、光绪,以及广大清国文武官员,既无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又无学说支持,也就不免在纷至沓来的情报中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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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0月2日(九月初四),李鸿章就又根据新情报指出:“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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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旅顺左右各岛”,正暴露了李鸿章仍是用鸦片战争中的守口作战思想。将“旅顺左右各岛”与“山海关一带”并列,更说明李鸿章的迷茫。[32]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李鸿章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兼顾旅顺、威海卫、山海关、津沽四点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33]殊不知这条警戒线恰好远离了日军实际的进军路线,虽能掩护津沽和山海关,却完全无法对日军在貔子窝到花园口一带的登陆进行预警和拦击。而军事专业素养更差的光绪及其顾问团自然也只有认同此一安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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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军巡防的同时,李鸿章又决定进行陆军增援,以防万一。先是在10月6日,命经锦州增援奉天的程之伟部晋军2 000人折返通州,乘火车至山海关,再经营口、盖平、复州、金州,陆路行军赴旅顺。稍后又命军粮城的徐邦道部5营兵力(马、炮各1营,及3个新募步营)直接从大沽船运大连湾,驻扎于金州附近,并在当地又增募了一个营。值得注意的是,出发前徐邦道对船运一事非常担心,他在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称:“弟于陆路行军,从未稍有疑虑,至海面上,弟实毫无把握……洋面如有丝毫不静,众人皆愿由火车到山海关,不怕赶行几日,较为稳妥。”还特别提到程之伟部就是“由陆路前进”。[35]幸亏李鸿章坚持船运方案,这才在日军进攻金州前将该部及时送到前线。而程之伟部受交通手段的限制,直到日军进攻金州的前一天才抵达复州南方的六十里埠(距金州尚60公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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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九月初九),李鸿章又得到来自英国使臣龚照瑗处的情报:“倭欲登大连湾岸,水路夹攻,图扰各口。”[37]同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38名侍讲、编修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此次出兵乃得到法国相助,应联络英德进行反制。[38]可谓彻底脱离现实之空论。岂料尚有御史进言,主张由刘永福统率偏师,自台湾出发,直捣长崎,攻击日本本土,“为釜底抽薪之计”,[39]而全不论相关后勤、组织问题。台湾巡抚邵友濂虽能认识到这个计划“断难得手”,但其对北方战局之建议,亦仅限于干瘪无力的“坚守要害,备足粮械,始议进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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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再度从龚照瑗处得到日军将在大连湾附近登陆的消息。李鸿章的办法是将原本设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之间的海军警戒线,转移到旅顺口和大连湾之间,[41]仍未意识到日军的登陆范围还要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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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李鸿章电告宋庆:“日欲分兵由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各处登陆”。[42]其注意力亦随之分散到前述各点之上。11日(九月十三日)李鸿章重点关注起山海关的防务。[43]自12日(九月十四日)起,又将主要精力转向鸭绿江方向之防务。而周馥在12日的敌情分析,亦认为:“倭不越海远攻旅湾。”盛宣怀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时距封冻不及两月,倭不越海攻坚,山海关可无碍,还是九连城要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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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九月十五日),清廷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忽然指示李鸿章:“现闻倭人秘谋,欲于各海岸平时无人之处,为攻克之计。”但对日军的可能登陆地点和登陆方法又彻底判断错误:“所谋者山海关外荒岸、关内小河口地方,又芦台近岸盐滩与山东利津海岸四处,欲乘大雨、大雾日,暗兵偷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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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一阶段,对问题分析最深刻者,乃李鸿章所依赖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说来讽刺,汉纳根只是个工程技术专家,在德军中亦不过是个没有进过参谋总部的尉级军官,此时却在事实上成了清政府的陆海军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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