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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旅顺之战更是血腥而旷日持久。日军前后投入13万人（含后方部队）的兵力，攻击63 000名俄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水手和俄侨）防守的旅顺，前后历时191天，日军前后共发起三次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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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歴史群像シリ一ズ”，《【決定版】図說日露戦争兵器·全戦闘集》，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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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并动用了280毫米口径的重炮后，日军才攻克了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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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俄战争发生在10年之后，但这10年间，陆军技战术的发展缓慢，远不能与海军相比，且战场相同。之所以战果相差悬殊，关键即在于战术不同。这就是下面要检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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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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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金旅失守的战术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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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旅顺迅速失守的实质，是清军战术体系缺陷在要点守备层面的全面暴露。其问题主要存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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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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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始终没有指定辽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和旅顺口的城防司令。旅顺的问题尤其复杂，海军归丁汝昌指挥，船厂等后勤机构归龚照玙负责，陆路防御兵力则分别由姜桂题、张光前、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赵怀业（原大连湾指挥官）、徐邦道（来自金州）等七人分统。从而形成三个系统、九位指挥官的离奇格局。李鸿章深知此种局面的危险，乃于大连湾失守的当天举荐正在津沽一带募兵的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督同诸将急筹守御”。[77]次日（十月十一日）光绪批准了李鸿章对唐仁廉的举荐。[78]但因为不敢派船直接去旅顺，最终取消了唐仁廉的旅顺之行，改为命其率6营新募兵经营口增援宋庆军。[79]等于旅顺始终没有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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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兵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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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中，俄军守备旅顺的总兵力约63 000人，[80]但也只能维持23—25公里的防御周界，[81]纵深最浅处只有3公里。[82]1894年清军的防御范围与之大致相当，但兵力却仅有俄军的四分之一，且绝大多数是战斗力极差的新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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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金州的徐邦道部拱卫军5营兵力中有3营是新募兵。 守大连湾的6营6哨（3 300人）清军中，新募兵更是多达6营。 守旅顺的16营（8 100人）中，10营是新募兵。这16营兵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守炮台，对海防御；一部分守后路，对陆防御。后者几乎全部是新募兵。 李鸿章曾认为，“新募之卒，只能守而不能战”，实则守亦无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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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御战术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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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清军解决了前述两个问题——假设原驻防部队不动，并增强卫汝贵、章高元等精锐部队，任命宋庆为总指挥，清军仍难以打出俄军的战果。原因即在于，其防御战术本身存在巨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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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战争时代，由于火力的匮乏，高耸的城墙可以提供强固的防御力。城墙越高，防御者的视野越好、投掷打击物的势能效应愈强，攻击者的攀爬难度越高。此外，在和平时期，高大的城墙本身还带有强烈的震慑效应。直到1494年法军对意大利的远征，才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依靠火药动力的新式攻城炮，可以轻而易举地轰塌传统式城墙。[84]实战证明，后者“可以抵挡木制攻城武器的俯射，但敌不住大炮的平射火力，尤其是在使用金属炮弹的时候”。[85]防御者逐渐意识到：“必须降低城墙的高度以缩小目标，加厚城墙以增加抵抗射击和承受报复性火力打击的能力。随着城墙高度的下降，防卫者的视野也降低了，而在城墙之外，就更需要有宽阔的壕沟和外围工事，以便将攻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使主要防御工事不受攻击。”[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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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城墙高度的下降”，防御者的视野优势受到了损害，补救措施是在城墙之外设置“宽阔的壕沟和外围工事”，“以便将攻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使主要防御工事不受攻击”。同时，“随着城墙厚度的加厚，要立即看到贴近城墙下面发生的情况就更困难了；这就需要侧翼观察和侧翼火力”。[87]于是，多个锐角工事群取代了原来的单个方形或圆形城墙工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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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棱堡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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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帝国时代（1776—1914）”，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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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个创新是在棱堡之外，增加一个斜坡（如下图）。其带来的防御优势在于：（1）防御者可以将工事保持相当的高度，但又在事实上仅将有限的可见部分暴露给进攻者；（2）攻击者在攀上这道斜坡之前，无法看清防御工事的任何基础部分。进攻者只有冒着猛烈的火力，“一点一点地啃掉斜坡，逐步削低其高度，从而将其后方的城墙的上部暴露出来，同时清除诸如栅栏等小障碍物”。[89]这就形成了完善的棱堡体系，使之取代传统的城墙体系，成为新的防御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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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的典型的防御工事的横截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