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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36 [95]M.E. 霍华德:“武装力量”,《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册,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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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38 [96]《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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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40 [97]《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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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42 [98]《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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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44 [99]《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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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46 [100]《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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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48 [101]《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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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50 [102]《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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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52 [103]《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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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54 [104]《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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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59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505]
1706829260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十五局终战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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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62 从旅顺失守(1894年11月21日)到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的148天,是决定甲午战争结局的148天,也是彻底定格近代中日两国国运的148天。以往的研究,或支离于战场细节,或局限在马关议和的框架内,而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全局把握,自然难以看透其中关键。下面就让我们从战略学的视角,一探其中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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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67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506]
1706829268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终战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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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70 自古“行百里者半九十”,战争总是发起容易结束难。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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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72 战争的爆发可以只牵涉一方——只要一方执意开战,就会爆发战争。但战争的结束却必须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只要有一方执意继续战斗,战争就不会停止。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行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1]军事胜利有助于政治目的的达成,但不等于政治目的。反之,军事失败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但也可转化为新的政治资源,八年抗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李德·哈特所总结的:大战略关注的目标是战后之和平,而非战场上之胜利。[2]对一国而言,只要战后之和平胜于战前,无论多大的军事失败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掩盖大战略失败的致命伤害。“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地筋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3] 但这并不等于说军事冲突没有意义,而只是强调军事冲突要接受更高层级的政治指导。假如一方能够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如欧洲列强对非洲之瓜分、美国对印第安人之驱逐),弱势一方只能任人宰割,又何来大战略层级之转败为胜? 在实战中,越是军事对抗激烈的战争,越容易掩盖战争的政治属性。在战场上居于优势的一方,往往犯下两种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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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74 一、将军事手段目的化,以为军事胜利即等于战争胜利,从而用军事目标替代政治目的,一味追求运用武力迫使对手彻底屈服,反而迫使敌方不断抵抗,从而增加获胜成本。如双方力量差距不是特别巨大,优势一方甚至将陷入泥淖之中,逐渐消耗光自己初期的军事优势。即便优势一方真的能够将对手彻底屈服,但如始终想不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往往在更大范围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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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76 二、因军事胜利而丧失理性,不断追加要价,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设置下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目标,甚至引发局外大国的恐惧,造成军事局面愈有利、敌对面愈强大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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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78 而劣势一方则往往或陷入对军事败局的穷于应付,逐渐丧失从更高层级俯视战场的冷静和智慧;或虽能保持前种冷静和智慧,却苦于缺乏将之落实之手段(尤其是最低限度之军事能力),从而一路败退,只有接受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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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280 总而言之,对优势一方而言,终战的要义在于如何将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胜势,尽量多地获取实质收益,同时还要尽量限制对手的报复能力。对劣势一方而言,终战的要义则在于选择相对最有利的节点停战,进而通过和谈尽量降低损失,争取缓冲,以待来日再战。以此而言,结束战争的博弈与发起战争的博弈一样,都是从大战略到小战术的全方位对抗。此即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中最后一轮对抗之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重回历史之中,检讨其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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