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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留给清王朝的领土: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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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辟明王朝的领土: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日本之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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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一附属国的领土: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拥立其民族被尊为武圣之关羽后裔,或寻求其他名人封之于王位”,同样使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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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达赖喇嘛国: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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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蒙古部落区: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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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政治目的极大,所以小川为之配备的作战计划也极其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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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8个师团的兵力,其中6个师团在海军掩护下,于山海关和滦河之间登陆,“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另外两个师团则“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攻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据长江,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且集中地方物资,以图持久之计,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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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划如实现,等于是日本独吞中国,化身为一个巨型的海陆二元帝国,一举成为远东的霸主。实际上,这个计划不仅超越了当时日本的国力,也超越了国际政治的合理边界,完全无视列强的反应,堪称标准的纯军事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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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在制定1894年对华战争计划时,虽明显借鉴了小川方案,却进行了两个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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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将控制朝鲜半岛作为战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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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通过开战前巧妙的兵力调度,形成日军在汉城地区的优势地位,进而以此为诱饵,吸引清军主力深入朝鲜腹地,然后对直隶平原进行突然袭击,进而通过这种心脏打击,迫使清政府让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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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两个修订互相呼应,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与政治目的之间搭建了一条稳固的桥梁。同时,日军高层还注意到防止清军日后发起报复性战争的预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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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日互相宣战后的第9天,日本陆海军参谋会议在讨论冬季作战大方针的时候,开始讨论如下问题:“如果我国今后取得了大决战的胜利,在清政府请和之日,为维护东洋和平等战略需要,是否有迫使清国割让部分领土之必要。”讨论的结果是有必要将台湾、澎湖两岛及其他二三要地划归日本。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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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岛是水深、湾宽、四时无风浪的优良港。其位置扼台湾海峡,扼黄海和中国海之咽喉,同我国之对马岛一样,都是东亚最重要的要冲。因此,同旅顺、威海卫一起,把它归属于我国,以扼制清国之首尾,不仅能消弱其抵抗力,而且对于将来称霸于东亚,控制太平洋海面,都是极为重要的。……要可靠地领有孤立于台湾海峡之澎湖列岛,则必须同时领有台湾,并派大约一个师团驻于台湾,实施戒备。这是自不待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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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湾及澎湖的价值还在于,日后可以用于抵消俄、英两国在远东的影响,并为下一步的扩张奠定基石,其矛头直指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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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想与欧洲列国并驾齐驱争雄于东亚,就必须寻求新物产的产地,增加财源。而吕宋地处东西两洋交通要冲,未来必将成为东洋商业中心。如果我国获得好机会,吕宋亦是我国必须占领之地区。占领台湾不仅是占领吕宋之阶梯,而且从地理来说,台湾与我琉球列岛相连,占领台湾是最合理的。何况从我日本帝国的自卫防御来说,台湾也是必须占有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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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前述构想能够完全实现,日本就将以极低的成本赢得战争,并进而形成北取朝鲜、南略台湾,一举控制两大地缘支点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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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述,实现前述计划的前提是日军必须在8月中旬前取得渤海和黄海的制海权,而这一点恰恰没有做到。日军被迫大幅度修订原作战计划,一方面以第一军驱逐朝鲜境内的清军,进而经鸭绿江向奉天推进;同时以新组建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一举夺取大连湾和旅顺口。而这两个行动的最终目的又在于为直隶平原决战做准备,以待次年春季冰冻期结束后,以大兵团在山海关、滦河间地区登陆,伺机扫荡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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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计划最严重的问题即在于,模糊了战争目的。本来,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和中国争夺朝鲜半岛。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目标设定。但是,经平壤、大东沟两战后,日军基本已经达成了目的,只是未能对中国的陆海军主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留下了清军日后反扑的可能。同时,也缺乏有效的保障手段,以阻止中国日后发起收复失地的报复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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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大本营应思考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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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争目的究竟是什么?为达成此目的,是否一定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 如必须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与之相匹配的战争目的又是什么?此种目的是否现实? 直隶平原作战会导致何种政治、军事、外交后果?立足此后果再审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的之平衡,又该采取何种具体行动? 这些重要的问题,居然长期未得到大本营内的军事精英们的重视。今天看来,日军参谋精英们的失误,就在于日趋将战争变为纯粹的战斗,既忽略了战场之外的列强动向,也忽视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只有伊藤博文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日军在1895年能够取得直隶平原决战的胜利,也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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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使如此,虽幸而达成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声称之谓无政府状态。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四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要,势必导至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若夫使清国一度陷于无政府境遇,我方待时机成熟,虽欲容彼之请而讲和,而代表彼国担当与我商谈任务之对手,又决不能求之于已土崩瓦解之清廷也。虽然握世界之霸权而为盟主与列国立约割地,采取极端,虽亦非属难事,但苟欲见机而容彼之降,于两国之间恢复和平,以此而为我收战胜之利,则非善于权衡利害,慎重从事不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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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日军发动直隶平原作战,就会造成一个难解的局面,从而制造出难以驾驭的变数,这有利于劣势方,而不利于优势方。伊藤博文显然认清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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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初由陆军方面拟定的大本营人员名单中,竟没有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但伊藤发挥了他和明治天皇的特殊关系,作为特邀人员,成功挤进大本营,并一再对军事行动进行政治驾驭,对日本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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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日军攻克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伊藤不仅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直隶平原作战的质疑,更进而提出了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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