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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战略设计。他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对美国影响不大，美国要做的是强化对中国的封堵，增加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压力，进而间接增加苏联援助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当苏联不敢且不愿继续支持中国深度现代化的时刻，也就是中苏分道扬镳的时刻，同样也就是美国伺机介入，对欧亚大棋局重新布子谋局的时刻。[8]形成强固的美日同盟，显然是实现此一战略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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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冷战初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不惜巨资展开“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在东端却满足于“马歇尔调停”。当美国军方在1947年建议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时，国务院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若对中国给予战略的承诺，将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规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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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日本至少还有强劲的利用价值，而同时期的中国至多被承认有某种利用潜力，甚至被当成一个急于甩给对手的战略包袱。追溯此种落差的起点，正在甲午战争的一胜一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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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中国的甲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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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的重大胜利相比，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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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彻底改观。 台湾的丢失等于被折断了一条大腿；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丢失，等于被扼住了咽喉；巨额赔款则造成了国家的重度瘫痪。从而进一步为日本释放出巨大的扩张空间。 中国在陆权复兴的时代，打了如是一场灾难性败仗，不仅失去近百年来最有利的一个战略机遇期，更沦入持续衰落、全面内乱的持续灾难之中。可谓逆势大惨败。 如果再考虑到中日两国同在东亚，都是发展中农业国家，且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更不能不令后人困惑：何以战争会败得如此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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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正文部分的十五局复盘，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六大致败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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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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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万国公法的迷信，还是对“不自我先开衅”的坚守，乃至对“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的极度自信，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的表现。其实质是理想主义彻底压倒现实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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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相反，却恰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理想主义的本质是终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应该向什么方向、什么目标发展以及为什么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发展。现实主义的本质是起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处在何种现实之中以及此种现实是如何形成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道德乌托邦，往往自以为卓尔不群，本质却是脱离现实，其认定的方向和目标可能并不正确；或者虽然其本身正确，却永远找不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坦途大道。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则是精神的懦夫，永远只是在起点上原地踏步，并美其名曰知悉现实，实际上只是迁就现实，而不敢改变现实，甚至不敢深入思考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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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真正能推动历史向良善方向前进的，是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但晚清精英的主体恰恰奉行的是彻底的道德乌托邦。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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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传统中国发展过于成功，从而导致如下两个结果：（a）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均远远超越邻国，从汉字和儒学经典的传播范围就能清晰看出，这个时代的中国属于上位文明，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此种优越感积淀过久，严重削弱了国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现实感觉。（b）农业文明时代的在远东形成了“一超无强”的天朝体系，实质是令绝大多数邻近国家追随自己，再与少部分远国保持平和关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对抗性、竞争性思维的发展，疏于对抗和联盟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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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南宋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的心性学派大盛，外王学派则日趋衰颓。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道德性思维，而逐渐丧失了“霸王道杂之”的智慧。久而久之，“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以道德想象进行思考，你跟他不同就觉得你卑鄙，而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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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历经数百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很难被几场战争的失败击倒。相反，当国人习惯于此种道德思维路径后，反而更执着于从道德层面思考问题。晚清文人官僚长期沉溺在科举考试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中，既忘记了中国何以为中国，也从未认清西方何以为西方。[12]李鸿章等具备实战经验的官僚，至少了解中国的现实事务，但无奈对1500年以来的现代世界极度隔膜，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正如本书正文部分揭示的那样，李鸿章等实务派官僚和纯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之间，在道德立场这个问题上，实在是相似大于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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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洋列强开启的现代世界，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竞争、对抗持久恒常，斗争手段虽屡有变迁，但围绕权力的国家间博弈始终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工业化为这个博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全球化则将这个博弈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人纠缠于道德原则，反而把自己局限在过高的道德标准之中，进退失据。以中日关系而论，中国强势时大谈以德报怨，弱势时迷信万国公法，反而令日本可以在弱势时大谈中日亲善，以行缓兵之策；强势时则开关击敌，踏着中国的身躯步入列强俱乐部。如果说日本是“中国存在”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就是“日本存在”的最大受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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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合时宜的优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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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力和战力主要依赖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数量繁衍都依赖于土地，空间尤其是土地空间的大小直关国家的强弱。所以孙子才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形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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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原因令管子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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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亦认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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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展开，全世界形成了“完成转型的先发群体”和“未能完成转型的后发群体”两大阵营。在同一阵营之内，空间大小和数量优势仍非常重要，但在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中，则呈现出先发国家虽小却强、后发国家虽大却弱的现象。甲午战争的背景，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转型。当日本在转型工作上走在中国前列，形成了不对称优势后，中国虽大，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但国人陷在农业文明时代的思维定式中，意识不到已经不能从国家的大小上直观的判断国家间强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优势感。总以为日本“蕞尔小国”、“黑子岛夷”，不足中华上国一击，这就极大地麻痹了国人对日本的警惕，也严重妨碍了理性的对日备战工作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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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倾型国家结构与脱离时代的国际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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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内习惯于大一统格局，对外安于一超无强的体系，与对等对手（此对等既包括力量对等，更包括文明程度对等）进行交往、交涉的能力严重钝化，无意间形成了一种高度内倾型的国家结构。晚清始终没有也不愿正面150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事实，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在这世界上还存在对等的外交对手。传统的涉外机构已存在“有礼部和理藩院而无外交部”的重大缺陷，遭到西力东渐的打击后建设的新机构也问题重重，包括总理衙门最初的全称，也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更有意思的是，总理衙门别称“译署”，涉外教育机构叫同文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此类涉外机构的特点是：（1）潜意识里仍不愿直面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2）只知有国际商务，不知有国际政治；（3）翻译色彩过于浓厚，而缺乏战略和国际政治内涵，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外语＋外交礼仪＋万国公法＋国际商务＝外交”的认识，在人才养成上步入严重误区，更意识不到，在多元化的现代格局中，外交对一国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内政服务于外交的新时代。能成为列强者无不是高度的外倾型结构国家，故而以外交部长为第一部长，外交官群体亦深具战略智慧和实战精神。但不幸的是，晚清的身躯虽然进入了这个新时代，头脑却还停留在有内政、无外交的传统格局中，始终无法形成敏锐的外交感，自然难以捕捉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如此势必影响到国家战略的制定。等到八国联军事件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该部置于各部之上，实质是让该部充当列强在华权益代理人的不光彩角色，这就进一步扭曲了国人对外交、外交官和外交机构的观感，更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外交转型，实则是一个长时段的讳疾忌医、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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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略能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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