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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缓慢，资源有限，交通、通信能力低下，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都有限，这就导致事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较低。相对于对事务本身进行高度精密化、系统化的分析，传统精英更注重人的道德和基本素养。但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展开，事务本身的复杂性、专业性空前提高，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精英必须有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系统性认识，才能把握关键，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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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晚清精英深受传统格局的影响，将太多的精力耗费在“人”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事”的解决。事到临头，则寄希望于某个单一因素能戏剧化地逆转现实败局，无论是李鸿章对武器装备的迷信，还是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对民主制度的迷信，抑或日后一些学者对工业化、国民教育、经济基础、一神论宗教、文化传统等的迷信，本质上都属于单一因素决定论者，总想找到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金钥匙，而忘记了现实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注定失败的徒劳。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军事转型和国家转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此种单一因素决定论思维造成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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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的甲午病，其实是时代变迁中不合时宜的农业文明病和天朝惯性病的综合征。如果说近代日本是“不逢其时，恰逢其敌”，晚清却是“虽逢其时，不得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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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人或不免疑惑：我国注重“以史为鉴”的传统长达数千年，李鸿章更是明确喊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的时代强音，主张立足现实，求穷变通久之道。何以晚清不能未雨绸缪，后人迟迟找不到病因、讲不清病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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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回到了本书开篇引论中所涉及的战争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并引出最后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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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以史为鉴”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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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感非常强的国度。对此，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有争议。但若问这“历史感”的实质何在？就不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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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中国人的历史感，首先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而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又要先明白：何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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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只要是过去所存在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历史。但事实上，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于这些逝去的存在，被记录、保留下来的内容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人们实际掌握、可知的又只是更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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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真实历史中，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历史的绝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永远也不可能用我们拥有的手段使之再现出来。在地球表面上生活过的亿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的某些情况留下了记载。如果我们把这几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小时内所意识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那就需要写成很多卷书册。即使有那样一部详细的记录，它也还够不上一部失传的百科全书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逗点。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我们能够知道的一鳞半爪，而且意味着要掌握全部历史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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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史学家菲格莱（James Fairgrieve）已清晰地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将一切过往的事物悉数记载，实为不可能之事。就算可能，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的。所以撰写历史首先必须学会选择，并在选择中去芜存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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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一个人、一个学派、一个组织，在撰写历史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取舍问题。虽然具体的取舍选择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基本准则：去芜存精。中国传统史学所注重的价值，即在于从治理者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治理殷鉴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达到“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效果。此即《资治通鉴》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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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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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是一种大事史学、治理史学。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战争研究自然应成为相关史家关注的重点。曾国藩用作者知兵还是不知兵来判断史家水平高下，[22]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所在。刘知几在《史通》中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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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要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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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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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二十四史传统的《史记》和《汉书》，同样不出此种大事史学和治理史学的范畴，所不同者在于：《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虽然时间跨度极大，其关注的核心恰恰是历史中最大的常量：人性。《汉书》断代为史，时间跨度相对较为有限，但其著述的核心恰恰在于历史的各种变量：律历、礼乐、刑法、食货……故而，笔者认为，《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传”，《汉书》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志”。也可以说，《史记》侧重的是从不变之人性中看治理之道的时代之变，《汉书》则更倾向于在各种变量中叩问治理之道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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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即在于，立足真实的人性，在此世之因革损益中明穷变通久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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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支持中华文明屹立东方数千年的，就是这种高屋建瓴、经世致用的历史感。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能形成较优于同僚的外交能力，很大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非常喜欢读《左传》，[24]所以能从中看出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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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李鸿章等注重以史为鉴的精英，难以超越甲午败局呢？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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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虽强调穷变通久，无奈受现实的局限，始终没有跳出农业文明的格局和体验之外，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治理观、战争观，都打上了浓厚的农业化烙印。一旦人类文明走出农业时代，中国的历史感就不免出现错位危机了。相反，在欧美世界，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实践激发了新的思想，形成了全新的现代学术体系，反过来又助推、校正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中国用史学承载的致用之学，在现代世界中早已被更多样、更全面立体的学说体系彻底超越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缘学说的突飞猛进，战略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自立门户，最强有力地证明了前述事实。中国精英再沉溺在传统史学的单一视野中，想“以史为鉴”，反而是但知过往数千年书，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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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这个时代巨变中，中国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立足传统史学的精神，对接现代致用之学的新方法。其深层原因即在于，文化转型必须立足本土文化特质之上，这样才能形成破坏性最低、效率最高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兼顾传统的保全和新文明的有机引入。日本用武士文化和战国意识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前述效果。中国以一帮科举出身的八股文人去安内攘外，还死抱着天朝上国的不合时宜，就不免文不对题了。要想对题，就必须立足传统史学，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即便中国传统史学在形式上消失了，但其精神实质却“薪尽火传”地在更多学科中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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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晚清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非常之难。因为自南宋以降，传统史学本身已在八股取士、道德主义横行的世界中不断衰颓。这一问题直到民初仍非常严重，且与日本同行间之差距越来越大，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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