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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跨百年而不能解决，又有何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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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言之，尽管我国之GDP账面数字已居世界第二，但立足富强兼备的立场自我审视，是否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政治中的strong point？仍值得国人摒弃成见，理性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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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近百年来，主流研究虽循循相因于积弊流俗之中，但毕竟还有很多非主流的智者，一直在默默坚守。例如，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传承光扬；[28]陈寅恪先生融合中西学说，从国际大格局中检讨唐与周边力量之较量得失；[29]邵循正、姚薇元等史家结合中外史料，重新检讨中国近代对外和战；[30]以及沙学浚、何永佶等战国策派学者从地缘战略、国际政治等角度对国内外重大军政事件的反思，[31]均值得国人反复沉潜、更上层楼。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丁治磐将军对晚清以来军事建设的反思。丁将军虽然对战略学颇有误解，[32]却是百年来国人中少有的能就军事论军事且颇多洞见的职业军人。再考虑到丁将军正出生于甲午战争爆发之年，以他的一段回忆结束本篇，正可谓追古抚今、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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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前，三十多年未经战事。美国自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战结束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也有二十多年未有战事，但这两国几十年来在战场上表现很好。人家练兵与我们中国不同，无论大军作战或小战术都很统一。我国则自民国以来战无宁日，按理说，中国战场经验较日、美丰富，但却屡战屡败，原因就在战场经验不如训练演习的经验，战场上指挥官只能了解一小部分，平时演习则可全盘检讨。演习有变化，可以活用原则。譬如兵器，它与战术是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战术上需要何种武器，才会在技术上研究突破。譬如地面打不过去，就只好研究如何从空中或其他方法打过去，就会发明如坦克、飞机等武器，等到技术跟上后，战术上又会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武器，两者是相互为用的。美国发明的新兵器很多，全靠演习来设想运用原则。美国作战合理，道理即在平常演习，红蓝两军各一个演习室，统裁室居中，统裁官在此用电话联络两边，统裁室作假设，演习者报告情况，统裁室给予判断，最后讲评，三、五天演习下来，就多一个战场经验。……而且美日等国对高等参谋教育十分重视，视为国防机密，不让外人一探究竟。一般人称美国的西点（West Point）为军校，我到美国去参观西点，规模很大，并非军校，而是军事学院（Military Academy）。军校培养的是初级军官，属于军政部门管辖，如保定军校；西点是研究高级的军事学术，有各种分科，等于陆大，在日本、德国、法国的类似学校都称学院。非美国籍公民，不能进西点，中国人没有西点军校出身的，外国人只能念维吉尼亚军校。日本陆大也是一样，在讲授国防时，规定中国人必须退席。日本士官学校只是初级的军官学校，但也不让中国人学炮兵、要塞炮兵，后方勤务也只学到师级战术的辎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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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最可佩的是教育、训练及战术始终一贯，换上任何部队都一样，个个枪法都准，挖的枪眼都很大，训练水准平均，就连打鸡、打猪，糟蹋残害中国百姓的方法都一样。日军在中国战场为所欲为，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就像是一个懂拳术的，跟一个不懂拳术的。日本人的战史也记得实在，真正是在记教训。虽然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但现在日本的军事基础仍然深厚，不可轻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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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拙文《且看日本右翼的霸权演进史》，《世界军事》2012年第24期，第4—15页；《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右翼霸权战略》，《中华参考》2014年第1期，第3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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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个逻辑链条的长时段得失，笔者将在另一部关于旧日本帝国海军及日本帝国兴亡的专著中展开全面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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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阅拙文《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右翼霸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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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阅凯南1948年9月17日在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fare College，NWC）关于“当前对外政策问题”（Contemporar Problems of Foreig Policy）的演讲。见Kennan：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p.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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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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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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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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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阅约翰·加迪斯：《长和平》，第六章“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第197—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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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昆财：《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1947—1950）》，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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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诚然，当时美国政府和外交机构之主流观点固然是看好日本而不看好中国，但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机会改变历史，其间之明争暗斗、进退得失，笔者将在另一部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专著中另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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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毓生：《历史的吝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起及限制》，2014年4月2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演讲。演讲多次提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最擅长使用道德想象”，“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以为政治就是道德”。实际上，被道德取代的学说又何止政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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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对于听西方国家宣传性质或个别精英理想化的“怎么说”，更应该从大事史学、治理史学的角度去看西方世界历史实践中的“怎么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国人在引进西学时，还是观其言者多，察其行者少。而国学研究也日趋乌托邦化，总是寄希望于“经典”能解决一切问题，既无视欧美世界1500年来的致用，也无视中国传统数千年治理的事实，而急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经典到经典的求致用之学、明治理之智，混淆政治理想与政治事实，是典型的纯经学家思维，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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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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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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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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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处所说的课堂并不限于国人固化思维中的教室形课堂，形式可以有多种，教学方法也有多种，但可以教出优秀的专业人才，则是农业文明时代很难想象的事实。所以，传统教育大多注重情操之陶冶、价值观之养成，而在实践中形成专业积累，亦可谓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在于，继承了过多的科举陋习，从而导致了教育效能的极度低下。对此，极少有人从教育学的专业立场上进入深度研究，反而对教育专业和教师群体进行道德臧否，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国人一方面忙于高考、一方面又极不信任教育的离奇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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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俊杰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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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G. R. 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册，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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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ames 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4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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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资治通鉴》，第20册，第9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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