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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昆财：《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1947—1950）》，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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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诚然，当时美国政府和外交机构之主流观点固然是看好日本而不看好中国，但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机会改变历史，其间之明争暗斗、进退得失，笔者将在另一部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专著中另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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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毓生：《历史的吝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起及限制》，2014年4月2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演讲。演讲多次提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最擅长使用道德想象”，“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以为政治就是道德”。实际上，被道德取代的学说又何止政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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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对于听西方国家宣传性质或个别精英理想化的“怎么说”，更应该从大事史学、治理史学的角度去看西方世界历史实践中的“怎么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国人在引进西学时，还是观其言者多，察其行者少。而国学研究也日趋乌托邦化，总是寄希望于“经典”能解决一切问题，既无视欧美世界1500年来的致用，也无视中国传统数千年治理的事实，而急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经典到经典的求致用之学、明治理之智，混淆政治理想与政治事实，是典型的纯经学家思维，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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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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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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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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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处所说的课堂并不限于国人固化思维中的教室形课堂，形式可以有多种，教学方法也有多种，但可以教出优秀的专业人才，则是农业文明时代很难想象的事实。所以，传统教育大多注重情操之陶冶、价值观之养成，而在实践中形成专业积累，亦可谓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在于，继承了过多的科举陋习，从而导致了教育效能的极度低下。对此，极少有人从教育学的专业立场上进入深度研究，反而对教育专业和教师群体进行道德臧否，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国人一方面忙于高考、一方面又极不信任教育的离奇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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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俊杰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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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G. R. 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册，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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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ames 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4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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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资治通鉴》，第20册，第9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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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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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军事是极实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蔡松坡编，熊自庆、文忠辉校注：《增补重注曾胡治兵语录》，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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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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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鸿章全集》，第37册，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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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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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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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重心的三次转移，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同上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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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钱穆：《国史大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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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21—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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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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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沙学浚：《国防地理新论》。沙学浚：《地理学论文集》。何永佶：《为中国谋国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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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们写的战史、年谱等文章都是在讲原则、训示，均未从精细的战术等检讨成败。德国人讲军事注重实际战术的细节，真正有用，但在中国无法推广。现在蒋纬国将军提倡大战略，用处不大：大战略易讲，但重要的是师以下的战术。大战略要有小的战术支持，若无战术，则大战略无法实行。”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69页。但如果此种大战略特指那种大而无当、玄而又玄，门槛过低、人人可言的大战略，则前种藐视亦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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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65—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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