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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见附录3）。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1946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2] 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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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3] 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该年10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讨论会。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来考察和使用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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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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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5] 在指导研究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或许有几本书可以算是初具微观史的研究取向，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700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的生活。另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开微观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该书写于1970 年代。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于资料，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还不算真正的微观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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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历史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讨论“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认为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7] 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了。因此，我们今天试图重建过去的基层社会和生活，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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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感觉到，我可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参阅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资料等，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把开展多年的关于袍哥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这便是目前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由于袍哥问题已经在我心里面酝酿了30多年，因此这个微观史的计划进展非常顺利。英文书稿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后，首轮便通过了外审，几乎不需要任何大的修改，这是我所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最顺利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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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将沈宝媛的报告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我希望对调查者和所调查的地方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她文中的“望镇”实际是什么地方，是我最关切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她本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迎刃而解，说不定还可以了解到没有写入报告的关于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细节。不过我对此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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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我开始了寻找沈宝媛的努力。当然，搜寻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我发现她竟然是中国图书馆学奠基人沈祖荣先生的女儿，她的家族还在中山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媒体报道中沈宝媛最后的露面是2012年出席奖学金的颁奖仪式。后来，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沈祖荣先生传记的作者程焕文教授的博客里，了解到他和沈宝媛有联系，还在2001年访问过沈祖荣的故居。通过程教授博客上留下的地址，我给程教授前后发了两封电邮，但是两个星期没有回音。我心里面有一种紧迫感，按年龄算，沈宝媛应该至少90岁了，我觉得不能消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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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麻国庆教授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复。7月27日，程教授发来电邮，告诉我沈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经历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东莞，并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7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我打电话到东莞，终于能够有机会和沈女士直接交谈，我怀着很大的期盼，也有一点紧张。但结果令人失望，整个通话时间可能最多两三分钟，在我表明致电的意图后，从口气上看，老人并不愿意就此事被打扰：“我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完全记不得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强求。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撰写本书，情况将完全不同，我将有可能直接听到沈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无疑将使这本书更全面、丰满，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为本书赋予更鲜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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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死心。8月13日，我又打电话给沈宝媛的女儿，希望了解她的妈妈是否讲过当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够有所斩获，也多少能弥补沈老太太记忆力衰退的遗憾。但唯一的收获仅仅是得知沈宝媛生于1924年2月。也就是说，1945年夏天，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才21岁。我又请她帮忙向沈老太太请教：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另外，关于这次调查的任何其他资料或事情我都有兴趣。但均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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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无法通过沈宝媛及其家属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不要说90岁的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年龄，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于从文本——也就是沈宝媛于七十年前写下的报告——出发，展开对雷明远其人、他的家庭和1940年代川西袍哥组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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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了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基金、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资深学者计划，以及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基金（CPG）的支持和资助。在此对这些基金和机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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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李德英教授。可以说，如果不是她多年前给我这份调查报告，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崔蓉将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录入电脑，使我能够顺利开始本书的写作。感谢罗威廉、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包筠雅（Cynthia Brokaw）推荐申请有关研究基金。感谢王大卫（David Ownby）和李怀印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评审人对英文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孙江教授提供关于秘密会社的部分日文和英文资料。感谢徐鹏帮助我找到沈宝媛报告封面和目录的高质量图像（收于书中）。感谢安劭凡和焦洋帮助我检查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感谢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惠允使用李约瑟教授在1940年代所拍摄的四川农村的若干照片，感谢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惠允使用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在1917—1919年间在四川所拍摄的照片，感谢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将《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Carl Mydans）1941年在龙泉驿所拍摄的一组照片放在网上，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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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甜，是她的热忱约稿，使我有缘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决定把本书以及其他著作整理成作品集出版，她仔细认真的校读，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差错，行文也更加顺畅，她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经验令我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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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读者仔细对照中英文版，就会发现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英文版有12章，中文版有18章，总的来讲，中文版资料更丰富。我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英文版中意犹未尽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资料的引用也全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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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把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附录，以为读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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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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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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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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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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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500多页，66万字；《社会组织卷》，560多页，76万字；第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上中下三册，3000多页，都没有收入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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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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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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