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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将沈宝媛的报告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我希望对调查者和所调查的地方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她文中的“望镇”实际是什么地方,是我最关切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她本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迎刃而解,说不定还可以了解到没有写入报告的关于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细节。不过我对此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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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我开始了寻找沈宝媛的努力。当然,搜寻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我发现她竟然是中国图书馆学奠基人沈祖荣先生的女儿,她的家族还在中山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媒体报道中沈宝媛最后的露面是2012年出席奖学金的颁奖仪式。后来,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沈祖荣先生传记的作者程焕文教授的博客里,了解到他和沈宝媛有联系,还在2001年访问过沈祖荣的故居。通过程教授博客上留下的地址,我给程教授前后发了两封电邮,但是两个星期没有回音。我心里面有一种紧迫感,按年龄算,沈宝媛应该至少90岁了,我觉得不能消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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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麻国庆教授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复。7月27日,程教授发来电邮,告诉我沈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经历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东莞,并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7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我打电话到东莞,终于能够有机会和沈女士直接交谈,我怀着很大的期盼,也有一点紧张。但结果令人失望,整个通话时间可能最多两三分钟,在我表明致电的意图后,从口气上看,老人并不愿意就此事被打扰:“我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完全记不得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强求。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撰写本书,情况将完全不同,我将有可能直接听到沈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无疑将使这本书更全面、丰满,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为本书赋予更鲜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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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死心。8月13日,我又打电话给沈宝媛的女儿,希望了解她的妈妈是否讲过当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够有所斩获,也多少能弥补沈老太太记忆力衰退的遗憾。但唯一的收获仅仅是得知沈宝媛生于1924年2月。也就是说,1945年夏天,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才21岁。我又请她帮忙向沈老太太请教: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另外,关于这次调查的任何其他资料或事情我都有兴趣。但均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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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无法通过沈宝媛及其家属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不要说90岁的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年龄,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于从文本——也就是沈宝媛于七十年前写下的报告——出发,展开对雷明远其人、他的家庭和1940年代川西袍哥组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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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了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基金、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资深学者计划,以及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基金(CPG)的支持和资助。在此对这些基金和机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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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李德英教授。可以说,如果不是她多年前给我这份调查报告,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崔蓉将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录入电脑,使我能够顺利开始本书的写作。感谢罗威廉、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包筠雅(Cynthia Brokaw)推荐申请有关研究基金。感谢王大卫(David Ownby)和李怀印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评审人对英文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孙江教授提供关于秘密会社的部分日文和英文资料。感谢徐鹏帮助我找到沈宝媛报告封面和目录的高质量图像(收于书中)。感谢安劭凡和焦洋帮助我检查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感谢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惠允使用李约瑟教授在1940年代所拍摄的四川农村的若干照片,感谢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惠允使用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在1917—1919年间在四川所拍摄的照片,感谢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将《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Carl Mydans)1941年在龙泉驿所拍摄的一组照片放在网上,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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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甜,是她的热忱约稿,使我有缘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决定把本书以及其他著作整理成作品集出版,她仔细认真的校读,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差错,行文也更加顺畅,她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经验令我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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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读者仔细对照中英文版,就会发现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英文版有12章,中文版有18章,总的来讲,中文版资料更丰富。我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英文版中意犹未尽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资料的引用也全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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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把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附录,以为读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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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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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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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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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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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500多页,66万字;《社会组织卷》,560多页,76万字;第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上中下三册,3000多页,都没有收入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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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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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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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5);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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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William T.Rowe, 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Jonathan Spence, 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Viking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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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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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一部分 暴力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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