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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麻国庆教授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复。7月27日，程教授发来电邮，告诉我沈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经历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东莞，并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7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我打电话到东莞，终于能够有机会和沈女士直接交谈，我怀着很大的期盼，也有一点紧张。但结果令人失望，整个通话时间可能最多两三分钟，在我表明致电的意图后，从口气上看，老人并不愿意就此事被打扰：“我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完全记不得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强求。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撰写本书，情况将完全不同，我将有可能直接听到沈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无疑将使这本书更全面、丰满，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为本书赋予更鲜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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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死心。8月13日，我又打电话给沈宝媛的女儿，希望了解她的妈妈是否讲过当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够有所斩获，也多少能弥补沈老太太记忆力衰退的遗憾。但唯一的收获仅仅是得知沈宝媛生于1924年2月。也就是说，1945年夏天，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才21岁。我又请她帮忙向沈老太太请教：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另外，关于这次调查的任何其他资料或事情我都有兴趣。但均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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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无法通过沈宝媛及其家属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不要说90岁的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年龄，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于从文本——也就是沈宝媛于七十年前写下的报告——出发，展开对雷明远其人、他的家庭和1940年代川西袍哥组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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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了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基金、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资深学者计划，以及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基金（CPG）的支持和资助。在此对这些基金和机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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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李德英教授。可以说，如果不是她多年前给我这份调查报告，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崔蓉将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录入电脑，使我能够顺利开始本书的写作。感谢罗威廉、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包筠雅（Cynthia Brokaw）推荐申请有关研究基金。感谢王大卫（David Ownby）和李怀印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评审人对英文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孙江教授提供关于秘密会社的部分日文和英文资料。感谢徐鹏帮助我找到沈宝媛报告封面和目录的高质量图像（收于书中）。感谢安劭凡和焦洋帮助我检查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感谢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惠允使用李约瑟教授在1940年代所拍摄的四川农村的若干照片，感谢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惠允使用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在1917—1919年间在四川所拍摄的照片，感谢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将《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Carl Mydans）1941年在龙泉驿所拍摄的一组照片放在网上，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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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甜，是她的热忱约稿，使我有缘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决定把本书以及其他著作整理成作品集出版，她仔细认真的校读，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差错，行文也更加顺畅，她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经验令我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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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读者仔细对照中英文版，就会发现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英文版有12章，中文版有18章，总的来讲，中文版资料更丰富。我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英文版中意犹未尽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资料的引用也全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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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把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附录，以为读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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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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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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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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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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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500多页，66万字；《社会组织卷》，560多页，76万字；第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上中下三册，3000多页，都没有收入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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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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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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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5）；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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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William T.Rowe, 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Jonathan Spence, 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Viking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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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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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一部分 暴力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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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杀死亲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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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39年发生的悲剧。哪怕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乡民们仍然记得那个残酷的画面：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即使是在现在，思想还不甚开通的乡人看来，那做父亲的心，也未免过于狠毒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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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成都附近的“望镇”，一个不起眼却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乡场[2] （图1-1，地图1）。那里住着一户雷姓人家。男主人叫雷明远，虽然只是一个佃户，但他另一个身份是当地袍哥的副首领，或者叫“副舵把子”，并非等闲之辈。这时，他的女儿淑清已经出落成少女了。在念完私塾以后，没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就一直在家做女红。做女红是对传统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哪怕已经快到1940年代了，父亲仍觉得，读书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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