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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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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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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回来把屋头弄得乒乒乓乓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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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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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报仇就去找那个害你的，不要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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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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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残忍的父亲还是怕女儿的魂灵回来找他算账。过去人们总是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死人的魂灵会回到原来的家，躯体死亡、毁灭了，灵魂还存在，生者和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魂游来实现。[6] 杀人不眨眼的雷明远还是害怕女儿的鬼魂回来骚扰他。但是这种迷信，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女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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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女儿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生存的希望。她了解自己的父亲，知道他不会因为骨肉之情而改变主意。维护面子、名声与权威，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此时，她没有祈求，等候着最后那一刻的来临。也可能现在的她，也想一死了之。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死，余下的生活又将怎么过？怎么每天面对这个暴虐的父亲？怎么面对乡民们异样的眼神？怎么面对那些风言风语？如果她真的爱那个年轻人，他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何尝没有想过，死也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呢？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沉默，可能就是她所能做的无言的反抗。这样的私刑，她也并不是闻所未闻，在宗法制度严格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悲剧在乡村社会中不是反反复复地上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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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睽睽之下，“砰”的一声，枪响了，小裁缝首先被击中，倒在浪花里，鲜血在水里扩散开来。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女子应声倒下，也一头栽在了河里。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地呼叫：“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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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即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目瞪口呆：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奔腾的河水中，“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的往水底压着”。[7] 女孩挣扎着，不一会儿便没有了动静，他们松开手，尸体很快随着波浪漂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河滩上的死刑就这样执行完毕。女儿的死，似乎仍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怒气，雷明远第一个愤愤地离开，留下悲伤的雷大娘痛哭流涕地为不幸的继女烧纸钱。村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回家了。河滩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河水哗哗地流着，带着浪花滚滚而去，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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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8] 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把他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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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这不是隐蔽的谋杀，而是公开的行刑，但雷明远却没有在法律上遇到任何麻烦。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实施私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可的。袍哥中的人也并“没有感觉到这事的过份严重，他们觉得这种处置是不容非议的”。[9] 也没有听说有任何乡民把这桩杀人案上报官府，他们中居然没有人想到雷明远是犯了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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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民国的法律中，对杀人包括杀死亲人该怎样惩罚有着明确的规定。1935年颁布的刑法第22章“杀人罪”条下，有这样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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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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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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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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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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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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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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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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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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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国刑法看，雷明远杀死女儿的行为，根据第271和272条，都是死罪或无期徒刑。但是在1939年的成都郊区“望镇”，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甚至并没有因此吃官司。人们默认家族和袍哥的首领有生杀大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1930和194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乡村，哪怕是靠近省城的郊区，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中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法律，并且逐步建立了现代地方司法系统。但是这个例子却告诉我们，在地方社会，现代司法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法律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有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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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料到，这场公开的杀戮，还留下了另外的“后遗症”。当地小学校长的妻子李姆姆始终不能从这桩惨案中解脱出来。她有着善良的心，为淑清的死深深地悲哀，对雷明远处理尸体的方法——在捞出的地方草草掩埋——也难以释怀。从此李姆姆的头脑再也得不到安宁，总是怪罪自己没能救下这孩子。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了，常常呆呆地坐着，或冥思苦想，或哭泣，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一个天气暖和的早上，她来到附近的一座庙替死者烧香，回来后自称在镜中看见了淑清的影子。以后的日子，她更显疯狂。丈夫李校长则嗜牌如命，对她不闻不问，加上家境贫困，女儿得了肺痨。这一切使她最后崩溃。在淑清死后六个月，她投河自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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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姆姆的死再次勾起半年前雷明远杀女的悲剧记忆，但人们最多议论几天而已，一切还是归于风平浪静。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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