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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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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残忍的父亲还是怕女儿的魂灵回来找他算账。过去人们总是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死人的魂灵会回到原来的家，躯体死亡、毁灭了，灵魂还存在，生者和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魂游来实现。[6] 杀人不眨眼的雷明远还是害怕女儿的鬼魂回来骚扰他。但是这种迷信，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女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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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女儿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生存的希望。她了解自己的父亲，知道他不会因为骨肉之情而改变主意。维护面子、名声与权威，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此时，她没有祈求，等候着最后那一刻的来临。也可能现在的她，也想一死了之。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死，余下的生活又将怎么过？怎么每天面对这个暴虐的父亲？怎么面对乡民们异样的眼神？怎么面对那些风言风语？如果她真的爱那个年轻人，他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何尝没有想过，死也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呢？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沉默，可能就是她所能做的无言的反抗。这样的私刑，她也并不是闻所未闻，在宗法制度严格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悲剧在乡村社会中不是反反复复地上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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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睽睽之下，“砰”的一声，枪响了，小裁缝首先被击中，倒在浪花里，鲜血在水里扩散开来。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女子应声倒下，也一头栽在了河里。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地呼叫：“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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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即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目瞪口呆：两个袍哥弟兄一跃跳入奔腾的河水中，“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的往水底压着”。[7] 女孩挣扎着，不一会儿便没有了动静，他们松开手，尸体很快随着波浪漂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河滩上的死刑就这样执行完毕。女儿的死，似乎仍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怒气，雷明远第一个愤愤地离开，留下悲伤的雷大娘痛哭流涕地为不幸的继女烧纸钱。村民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回家了。河滩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河水哗哗地流着，带着浪花滚滚而去，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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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8] 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把他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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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这不是隐蔽的谋杀，而是公开的行刑，但雷明远却没有在法律上遇到任何麻烦。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实施私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可的。袍哥中的人也并“没有感觉到这事的过份严重，他们觉得这种处置是不容非议的”。[9] 也没有听说有任何乡民把这桩杀人案上报官府，他们中居然没有人想到雷明远是犯了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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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民国的法律中，对杀人包括杀死亲人该怎样惩罚有着明确的规定。1935年颁布的刑法第22章“杀人罪”条下，有这样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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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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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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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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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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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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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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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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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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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国刑法看，雷明远杀死女儿的行为，根据第271和272条，都是死罪或无期徒刑。但是在1939年的成都郊区“望镇”，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甚至并没有因此吃官司。人们默认家族和袍哥的首领有生杀大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1930和194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乡村，哪怕是靠近省城的郊区，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中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法律，并且逐步建立了现代地方司法系统。但是这个例子却告诉我们，在地方社会，现代司法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法律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有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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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料到，这场公开的杀戮，还留下了另外的“后遗症”。当地小学校长的妻子李姆姆始终不能从这桩惨案中解脱出来。她有着善良的心，为淑清的死深深地悲哀，对雷明远处理尸体的方法——在捞出的地方草草掩埋——也难以释怀。从此李姆姆的头脑再也得不到安宁，总是怪罪自己没能救下这孩子。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了，常常呆呆地坐着，或冥思苦想，或哭泣，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一个天气暖和的早上，她来到附近的一座庙替死者烧香，回来后自称在镜中看见了淑清的影子。以后的日子，她更显疯狂。丈夫李校长则嗜牌如命，对她不闻不问，加上家境贫困，女儿得了肺痨。这一切使她最后崩溃。在淑清死后六个月，她投河自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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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姆姆的死再次勾起半年前雷明远杀女的悲剧记忆，但人们最多议论几天而已，一切还是归于风平浪静。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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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可以说是那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偌大的中国，类似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不是这里，就在那方；不在乡村，就在城市。虽然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现代化运动也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从新文化运动（1910—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1920—1930年代）到新生活运动（1930—1940年代），中国的乡村似乎发生了剧变，但有时候，又让人感觉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12] 也就是说，社会还带着旧日的惯性，川西平原的乡村中，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还生活在过去。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省城的郊区，被地方精英称之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在相对“开化”的地方尚会发生如此惨剧，那么在穷乡僻壤，情况是多么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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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作家秦牧便写过一篇题为《私刑·人市·血的赏玩》的文章，抨击私刑的普遍存在，指出“中国民间的私刑真多”。他举例说，有的地方在捉到通奸的男女后，把两人绑在一起，装入竹笼，和石头一起沉到河底。这种惩罚和雷明远的枪杀，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在某些偏僻地方，甚至还有吃仇敌心肝之风俗。秦牧幼年时，曾亲眼看见乡民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下酒。他还讲了其他一些例子，有的地方捉到深夜在菜园偷菜的人，便割断其脚筋，使之终身残废。其实偷菜的多是饿极了的穷人，但是遭窃的也是穷人，承受不了损失，不得不下狠手。在北方的妓院，惩罚犯事的女孩时，用所谓“雨打梨花”的刑罚，即把猫放进稚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让猫儿抓破稚妓的周身皮肉。秦牧质问道：“奇怪的是这些惨事，连某些善良的乡下人眼里也视为当然。”把活人沉江、割断贼的脚筋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很少村落有人挺身反对”，人们对“这种毫无法治精神的野蛮作风”，竟然如此认可。他对那些“滥施私刑的恶人”非常反感，指出以为“适当的私刑”合理的人是愚昧的，法律对私刑不加干涉是荒谬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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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私刑无能为力，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法和帮规仍然可以在地方社会中畅通无阻。吕思勉便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经常说“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这里有许多原因，如政治不稳定，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执行法律；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差异甚多，实行统一的法律有困难，因此造成“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习惯法非常流行；还有“社会上的恶势力”的存在，他们热衷于实行“家法处置”，等等。[14] 作为秘密社会组织的袍哥，家法帮规的处置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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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经常扮演法律的角色，甚至取代法律。家族也在社会治安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干涉家族行使家法，这样就造成了私刑的普遍化。[15] 这种家法和国法共存的现象，也是受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的影响。从先秦开始，就有着乡里制度，隋唐以后，推行保甲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制度有种种变化，在清代达于完备，并一直到民国时期都仍然存在。保甲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地方精英，建立了一种有相当自治性的地方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精英，特别是乡绅，享有相当的特权。而这些乡绅，有宗族作为后盾，掌握一定的族权，因此有权威执行家法。一个宗族总是有族产、祠堂、族规、族学、族训等，这些东西既可以凝聚族人，也可以规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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