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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里外的老家，淑清的亲生母亲、雷明远的原配黄氏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绝对没有想到，女儿会被她的父亲亲手杀死，她的心被撕裂，淌着血。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无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悲愤，还必须维护所谓“家庭体面”和“丈夫威望”，她甚至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偷偷抽泣，把“无限的痛苦及无穷的辛酸都埋葬在自己的内心”。[8] 她甚至不敢袒护自己的女儿，不敢为女儿洗刷冤屈，只有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小裁缝的父母屈从于雷明远的威风，也不敢为儿子抗争申冤，只能将他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痛不欲生地把他掩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小裁缝的父母也自觉理亏，他们不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流言蜚语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辩解的勇气。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了错事，所以竟然不敢去质问杀死儿子的凶手，或者是把他告上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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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这不是隐蔽的谋杀，而是公开的行刑，但雷明远却没有在法律上遇到任何麻烦。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实施私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可的。袍哥中的人也并“没有感觉到这事的过份严重，他们觉得这种处置是不容非议的”。[9] 也没有听说有任何乡民把这桩杀人案上报官府，他们中居然没有人想到雷明远是犯了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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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民国的法律中，对杀人包括杀死亲人该怎样惩罚有着明确的规定。1935年颁布的刑法第22章“杀人罪”条下，有这样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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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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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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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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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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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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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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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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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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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国刑法看，雷明远杀死女儿的行为，根据第271和272条，都是死罪或无期徒刑。但是在1939年的成都郊区“望镇”，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甚至并没有因此吃官司。人们默认家族和袍哥的首领有生杀大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1930和194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乡村，哪怕是靠近省城的郊区，一个社团的首领、一个父亲，可以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中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法律，并且逐步建立了现代地方司法系统。但是这个例子却告诉我们，在地方社会，现代司法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法律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有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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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料到，这场公开的杀戮，还留下了另外的“后遗症”。当地小学校长的妻子李姆姆始终不能从这桩惨案中解脱出来。她有着善良的心，为淑清的死深深地悲哀，对雷明远处理尸体的方法——在捞出的地方草草掩埋——也难以释怀。从此李姆姆的头脑再也得不到安宁，总是怪罪自己没能救下这孩子。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了，常常呆呆地坐着，或冥思苦想，或哭泣，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一个天气暖和的早上，她来到附近的一座庙替死者烧香，回来后自称在镜中看见了淑清的影子。以后的日子，她更显疯狂。丈夫李校长则嗜牌如命，对她不闻不问，加上家境贫困，女儿得了肺痨。这一切使她最后崩溃。在淑清死后六个月，她投河自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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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姆姆的死再次勾起半年前雷明远杀女的悲剧记忆，但人们最多议论几天而已，一切还是归于风平浪静。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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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可以说是那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偌大的中国，类似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不是这里，就在那方；不在乡村，就在城市。虽然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现代化运动也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从新文化运动（1910—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1920—1930年代）到新生活运动（1930—1940年代），中国的乡村似乎发生了剧变，但有时候，又让人感觉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12] 也就是说，社会还带着旧日的惯性，川西平原的乡村中，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还生活在过去。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省城的郊区，被地方精英称之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在相对“开化”的地方尚会发生如此惨剧，那么在穷乡僻壤，情况是多么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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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作家秦牧便写过一篇题为《私刑·人市·血的赏玩》的文章，抨击私刑的普遍存在，指出“中国民间的私刑真多”。他举例说，有的地方在捉到通奸的男女后，把两人绑在一起，装入竹笼，和石头一起沉到河底。这种惩罚和雷明远的枪杀，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在某些偏僻地方，甚至还有吃仇敌心肝之风俗。秦牧幼年时，曾亲眼看见乡民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下酒。他还讲了其他一些例子，有的地方捉到深夜在菜园偷菜的人，便割断其脚筋，使之终身残废。其实偷菜的多是饿极了的穷人，但是遭窃的也是穷人，承受不了损失，不得不下狠手。在北方的妓院，惩罚犯事的女孩时，用所谓“雨打梨花”的刑罚，即把猫放进稚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让猫儿抓破稚妓的周身皮肉。秦牧质问道：“奇怪的是这些惨事，连某些善良的乡下人眼里也视为当然。”把活人沉江、割断贼的脚筋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很少村落有人挺身反对”，人们对“这种毫无法治精神的野蛮作风”，竟然如此认可。他对那些“滥施私刑的恶人”非常反感，指出以为“适当的私刑”合理的人是愚昧的，法律对私刑不加干涉是荒谬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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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私刑无能为力，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法和帮规仍然可以在地方社会中畅通无阻。吕思勉便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经常说“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这里有许多原因，如政治不稳定，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执行法律；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差异甚多，实行统一的法律有困难，因此造成“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习惯法非常流行；还有“社会上的恶势力”的存在，他们热衷于实行“家法处置”，等等。[14] 作为秘密社会组织的袍哥，家法帮规的处置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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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经常扮演法律的角色，甚至取代法律。家族也在社会治安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干涉家族行使家法，这样就造成了私刑的普遍化。[15] 这种家法和国法共存的现象，也是受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的影响。从先秦开始，就有着乡里制度，隋唐以后，推行保甲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制度有种种变化，在清代达于完备，并一直到民国时期都仍然存在。保甲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地方精英，建立了一种有相当自治性的地方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精英，特别是乡绅，享有相当的特权。而这些乡绅，有宗族作为后盾，掌握一定的族权，因此有权威执行家法。一个宗族总是有族产、祠堂、族规、族学、族训等，这些东西既可以凝聚族人，也可以规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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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家法是有国法做支撑的，两者相互依赖，都支持父权专制。一个国，皇帝就是家长；一个族，族长就是家长；一个家，父亲就是家长。这些人对他们属下的成员，有着惩罚之权，甚至生杀大权。从雷明远杀女的例子看，这其实就是家法和帮规的实施，但看不到宗族的影子。[16] 这和川西平原宗族不发达有关，清初移民入川，整个宗族的迁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造成宗族控制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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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杀女的悲剧发生6年以后，才被进入这个袍哥家庭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沈宝媛（图1-5）记录下来。她来到成都西北郊区的“望镇”，和雷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录了所了解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并于次年4月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图1-3、图1-4）。这篇调查报告共46页，外加2页的摘要。论文用燕京大学专用稿纸，每页576字，中缝都有“燕京大学毕业论文”的字样，从中缝折叠，其实一页就有点像古书装订的甲乙两页。正文共43页，共约2.4万字。最后3页是附录，1000多字，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袍哥”与“海底”之缘起；二，“袍哥”之定义与别名；三，袍哥令集举例；四，“袍哥”对内禁条“十条三要”须为“袍哥”所遵守者；五，“袍哥”隐语举例；六，“袍哥”书籍举例。最珍贵者，是她对这个袍哥家庭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细节、经济状况、所面临矛盾的记录，以及这个袍哥及其家庭富有传奇性的故事。附录部分的资料目前虽不难找到，但仍然有相当的价值，因为袍哥并不是有着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而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秘密社团，虽然他们都把《海底》作为组织的“圣经”，但内部的规章、仪式和语言千差万别。从这个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望镇”袍哥直接相关的内部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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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