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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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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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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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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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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她，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用“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地被随意杀死了。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18] 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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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杀女，似乎是要巩固他在地方的声誉，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重提这个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70多年以后了。我们要想知道，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发现事件发生的地域、社会、文化和人群，并进入秘密社会袍哥的内部，考察这个组织的结构、信仰和家庭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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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青年沈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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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之女张维萍女士提供，使用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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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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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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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见地图2、地图3）。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个地区很少能够找到真正自古以来便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多是清初移民的后代。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争、社会混乱，从明正德四年（1509）爆发大规模民变起，社会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明末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起义，更是战乱不止。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五次入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之后便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有大西军余部抗清，有残余明军抗清，有三藩之乱（1673—1681）等。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才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期的战争使上游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达到清初“丁户稀若晨星”的局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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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移民和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地方社区开始恢复，“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2] 移入之民大多有创业精神，能吃苦耐劳，大量移民定居并逐渐转化为土著，构成川西社会的主体，促进了川西社会经济的重建。众多移民入川，致使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在异乡重组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镇也因移民而兴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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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1940年代的四川（虚线部分见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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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 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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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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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入川陆路一般取道川北的剑门入川，剑门雄关成为四川的天然屏障，所以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写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诗句。水路交通则依靠长江，由于三峡天险，行船困难，每年不知有多少木船和船夫被吞噬在波涛之中。这个地区盛产稻米，米谷和土产沿长江顺流而下，木船很难逆水回到上游，许多船夫把船卖了，徒步回川（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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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交通的困难，使四川在历史上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清一代，清政府一般任命总督兼管两个省，但是只有京畿的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只负责一个省。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说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中。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川军便在四川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1917年在成都进行巷战，造成了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首次提出“各划防区”的主张，开始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1927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一直到1934年四川基本处于独立状态，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四川。[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