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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27 图1-3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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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29 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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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34 图1-4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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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36 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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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38 如果不是她,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用“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地被随意杀死了。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18] 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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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40 雷明远杀女,似乎是要巩固他在地方的声誉,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重提这个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70多年以后了。我们要想知道,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发现事件发生的地域、社会、文化和人群,并进入秘密社会袍哥的内部,考察这个组织的结构、信仰和家庭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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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45 图1-5 青年沈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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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47 资料来源:沈宝媛之女张维萍女士提供,使用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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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52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7]
1706831753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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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55 川西平原是中国内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见地图2、地图3)。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个地区很少能够找到真正自古以来便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多是清初移民的后代。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争、社会混乱,从明正德四年(1509)爆发大规模民变起,社会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明末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起义,更是战乱不止。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五次入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之后便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有大西军余部抗清,有残余明军抗清,有三藩之乱(1673—1681)等。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才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期的战争使上游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达到清初“丁户稀若晨星”的局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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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57 由于移民和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地方社区开始恢复,“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2] 移入之民大多有创业精神,能吃苦耐劳,大量移民定居并逐渐转化为土著,构成川西社会的主体,促进了川西社会经济的重建。众多移民入川,致使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在异乡重组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镇也因移民而兴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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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62 地图2 1940年代的四川(虚线部分见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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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64 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 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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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69 地图3 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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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71 川西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入川陆路一般取道川北的剑门入川,剑门雄关成为四川的天然屏障,所以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写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诗句。水路交通则依靠长江,由于三峡天险,行船困难,每年不知有多少木船和船夫被吞噬在波涛之中。这个地区盛产稻米,米谷和土产沿长江顺流而下,木船很难逆水回到上游,许多船夫把船卖了,徒步回川(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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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773 正是交通的困难,使四川在历史上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清一代,清政府一般任命总督兼管两个省,但是只有京畿的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只负责一个省。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说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中。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川军便在四川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1917年在成都进行巷战,造成了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首次提出“各划防区”的主张,开始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1927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一直到1934年四川基本处于独立状态,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四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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