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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袍哥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最有势力的秘密社会力量。据刘师亮统计，哥老会从嘉庆中到清末约百年时间内，在各省共开山堂36个，川省即占16个。所以说“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当辛亥革命爆发，“及保路事起，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如果再将礼义两堂加在一起，这个规模将更大。还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日不暇给”，所以民间甚至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的说法。[36] 这里提到的所谓“腰店”，也有称“幺店”的，即乡场上的杂货铺、茶馆，或者小酒馆、饭店等，人们也经常以“幺店子”（或“腰店子”）来称那些非常小的乡场。川西平原上由于人们散居，不容易见面，这些腰店经常便成为地方上的社交中心，人们空闲时总会去那些地方打发时间。本书的主人公雷明远，就是平日都在“望镇”上的腰店里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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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7] 辛亥革命前，他们在郫县新场商讨反清事，“大会在新场乡下野寺中整整举行了一夜，巡风望哨达数十里之遥，真有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许多鸦片烟瘾的老大哥，呵欠流泪，危坐终宵，不敢擅离香堂”。[38] 清末，袍哥许多山堂都参加了反清斗争，如参加保路运动的哥老会头目即号称十二统领。[39] 辛亥革命后，袍哥也一度可以公开活动。但是民初四川局势稳定后，当局开始禁止袍哥活动，袍哥依靠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群体力量，渗透到底层社会。他们部分填补了过去士绅在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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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省政局不稳，兵匪盛行，秩序混乱，地方需要袍哥来维持秩序，组建民团，发展武装，控制地方，保境安民。四川由于军阀混战，防区不断变化，权力经常转移，各属官员频繁更迭，降低了其地方管理的能力，萎缩了其权力施展的范围，致使对底层失控。加之税捐种类繁多，征收困难，地方官不得不承认袍哥势力，一些袍哥大爷凭借众兄弟伙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出任团总的职务。当时人对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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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府的命令不能直接达到人民。人民的心目中，只有某区长、某大爷（哥老会头目的称呼——原注）。文人作县长的，多不敢下乡，因为他们没兵力，常常受到团阀的侮辱。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亲眼见有几个穷光杆（哥老会份子——原注），到现在不及十年，都积资至三四十万，拥枪一二千枝，出门随从手枪及手提机关枪弁多至五六十人，对于老百姓则操生杀予夺之权。当局何尝不知道，因为筹款的时候，必得依赖他们。所以也不敢得罪他们，任他们自由地干，反正受害的是人民，对军阀的本身是无碍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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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到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控制的若干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的从保甲到团练的转移。在民国时期，团练的首领多由袍哥担任。其次是袍哥参与税收。传统社会中地方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收税，各地的捐税经常不是由县衙直接征收，而是通过乡绅这个“中介”进行，乡绅是县衙能够按时收足捐税的保证。每岁秋初，县令邀城乡绅粮至官府，讨论捐税征收办法。地方捐税往往先由乡绅垫付，再由乡绅向乡民收取垫付部分。乡绅之所以乐于垫付，是因为一方面可向政权表忠心，在地方显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捞到许多实际的好处。在1930—1940年代，许多地方的这类“乡绅”，实际上被袍哥所取代（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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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望镇”附近的金堂县（见地图1），袍哥首领贺松在1940年代低额承包屠宰、市场各税，从中渔利。当时每天宰猪不少，市场上米粮、棉花成交额也颇可观，每年可收一定数量的屠宰税和秤斗捐，贺低额承包了这些捐税，然后用招标方式高价转包，获利巨大，除“给码头、学校部分外，余全部落入贺的私囊”。并且“私设关卡，勒索过往客商”。竹篙是地区交通要道，经营布匹、棉花、白糖、油米、烟酒生意的商旅假道于此，当时政府在竹篙设有收税机关，如食糖专卖分局等，派员专门征收糖税。[41]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一个被政府禁止（至少在理论上）的组织，他们居然可以通过包税的办法，帮助地方完税，并从中渔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民之间的中介。而且贺松所得到的利益，还要分给“码头、学校部分”。这里作者没有给出具体信息，但是至少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有部分收益用于地方公益。这份资料也证明，对于像贺松这样的袍哥首领，地方官也必须依靠，对其所作所为经常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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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四川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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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14年摄。杜满希编：《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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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松从1945年起，还以地方名义在竹篙场头私设关卡，要过往客商缴纳“保商费”。凡在竹篙地段交了“保商费”的行商，可不再交税给地方政府，这样过往商人都愿去他手下人那里交“保商费”，致使“专卖局”收入大减。专卖局“对贺松也没办法，只要求他少收些费，少放些人走就算对了”。他还“管仓吃仓，侵吞公粮”。抗战后期到国民党垮台前，地方上的田赋税改征实物，贺以“地方名流”和乡长身份插手田赋管理，将每年收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上交军粮。收粮时，“在升斗上盘剥农民，加工中又有意降低米的标准，一律打成糙米，还杂以泥沙”。这样每年多出谷“何止数百石”，统归贺所得。这个袍哥首领甚至有能力从地方政府那里截留税收，可见其能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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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于“上面”来的官员，他也敢于“雁过拔毛”。1945年初，金堂县田赋管理处徐姓科长来竹篙搞土地陈报，在勘查土地过程中敲得很大一笔钱，徐想独吞，未给贺松分成，贺很不满意，命爪牙在徐回县路上将其身上钱财尽数抢走。徐知道这事是贺松所为，向县长告状。但“那时的县长对于贺松这样的地头蛇，又有多少办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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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袍哥者多为下层，“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43] 这里官方所列的所谓惊（算命）、培（中医）、飘（行乞）、猜（设赌局）、风（行骗）、火（炼金）、爵（卖假官）、耀（看相）、僧（和尚）、道（道士）、隶（衙吏）、卒（兵）、戏（优伶）、解（卖艺）、幻（巫术）、听（音乐），皆为民间骗术。不可否认袍哥的成员非常复杂，但是官方也是有意把袍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盗窃诈骗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他们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经常把袍哥与土匪相提并论，干脆称之为“会匪”，显然这种称呼和定义，给了官方镇压的口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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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45] 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46] 以至于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袍哥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舵把张达三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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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形态：“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而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48] 可见，当时有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的说法，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按照这个说法，江湖会更像袍哥中的“浑水”，或“浑水皮”，或者叫“无正业”者，即有的是以入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孝义会则接近袍哥中的“清水”，或“清水皮”，或称“正业”者，他们有正经职业，并不需要以当袍哥来维生。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49] 沈宝媛的报告也提到，清水有比较强的纪律，在政府军队都有关系，并相互依靠；而浑水（沈用的是“混水”），却是以袍哥为职业者，经常干不法的勾当，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雷明远属于清水袍哥，他们有“周密的规则及较正当的作风”。而且这些袍哥成员还在地方担任一定的职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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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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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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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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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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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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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54]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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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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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57]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58]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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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59]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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