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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45] 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46] 以至于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袍哥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舵把张达三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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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形态：“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而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48] 可见，当时有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的说法，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按照这个说法，江湖会更像袍哥中的“浑水”，或“浑水皮”，或者叫“无正业”者，即有的是以入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孝义会则接近袍哥中的“清水”，或“清水皮”，或称“正业”者，他们有正经职业，并不需要以当袍哥来维生。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49] 沈宝媛的报告也提到，清水有比较强的纪律，在政府军队都有关系，并相互依靠；而浑水（沈用的是“混水”），却是以袍哥为职业者，经常干不法的勾当，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雷明远属于清水袍哥，他们有“周密的规则及较正当的作风”。而且这些袍哥成员还在地方担任一定的职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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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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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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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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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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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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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54]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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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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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57]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58]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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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59]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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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袍哥舵把子范绍增。他亦为川军将领，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日，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发动反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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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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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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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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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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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多人了。[1] 在抗战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成都人口已有70多万。[2] 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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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田的主人们又用劳动者的欢笑来收获自己血汗的结晶”。[4] 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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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生活截然不同，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夏天的夜晚，各种昆虫唱着歌，稻田里的青蛙呱呱欢叫着，外面凉悠悠的，清新的空气吹入屋内，在这种环境中入睡，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到的。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打鸣此起彼伏，呼唤人们早起。夏天的川西平原，并不忙碌，稻米还没有成熟，农民可以比较悠闲地照顾稻田，或者打理菜园。在清晨，农夫扛着锄头缓缓地走在田埂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稻田开始由绿泛黄，该是多么心旷神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便享受着从都江堰流过来的、源自岷江上游大雪山的清澈的江水，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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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川西平原的灌溉水渠、水牛和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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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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