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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地租即按田地大小规定地租数额的租佃形式，定额租的租额一般按分成租的最高额确定。在乾隆时期，定额租制已代替分成租制而成为四川地租的主要形式了。由分成租过渡到定额租，农民生产独立性加强，由于租额固定不变，收成好坏并不影响地主收入，因而地主给予了佃农较多的种植自由权。佃农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增加产品全部归己所有，这种租佃形式刺激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另外，定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因灾害造成歉收时，有时定额地租也可改为主佃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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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佃农对地主依附关系削弱，地主企图以经济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于是押租制就应运而生。押租制即佃农必须向地主缴纳押金才能佃种土地，地主以此防范佃农抗租，并在人多田少、佃农“乞田而耕”的情况下趁机苛索。四川可以说是押租最发达的地区，押租钱一般为地租的1.5倍。与押租并存的还有另外一种类似形式——预租。预租与“欠课扣抵，辞地还钱”的押租不同，它已具有地租性质，即先预付第一年租钱，以后每年预付次年的租钱或隔年预付租钱，也有的在每年收成后纳实物作为第二年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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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实物定额租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地租支付方式的变化，即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发展。据对重庆府租佃关系的研究，清中期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并行，嘉庆以前大约实物地租占80%—90%，货币地租占10%—20%；嘉道年间实物地租占60%—70%，货币地租占30%—40%。[27] 一般来讲，货币地租在经济作物区要多一些，而粮食作物区要少一些。[28] 在川西平原，水稻是最重要的农产品，故以稻谷为主要收租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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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沈宝媛上面提到的地里90%的收成归地主，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是“稻麦”，而其他产品，特别是杂粮，佃户留下的比例大得多。川西平原的纳租习惯，以水稻为主，佃农所得不过是水田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如每亩产谷2石，则纳租谷1石6斗，即80%交租了。如果只看稻谷，这个比例非常高，但是小春和杂粮则全部归佃农，包括蔬菜、小麦、菜籽、红薯、玉米、胡豆等。在华北平原，一年只能一熟，而川西平原一年两熟，加上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收成有保障。所以尽管田租收取了稻谷的80%以上，但是佃农仍可以靠小春作物、杂粮和经营副业为生。因此，如果把小春杂粮等计算在内，佃农一般交给地主的地租为50%左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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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之家的雷明远，佃田40亩，在当时可以衣食不愁，但也远谈不上富裕。佃农一般租地多少可以为生呢？这往往视经营能力而定；即取决于缴纳地租之后，是否还有足够剩余产品，维持再生产和最低生活水平。超过最高限量，则无力经营。当然，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大佃户，情况则不同，他们可以把地再转佃给其他小佃户耕种。如前所述，四川农民每人每年食与用各项开支至少需原粮730斤，五口之家即需3650斤。按清前期亩产118斤算，自己要消耗约31亩的粮产。按收成的二分之一交租算，那么最少需佃60亩左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租地限量也发生了变化。清中期亩产达到151斤，最低佃田量为48亩；清末亩产达到215斤，那么最低佃田量为34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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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佃农实际租地面积在最低限量之上。当然，地田有肥瘠，租额有高低，气候有好坏，技术有先进与落后，此外还有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之分等，因此这个最低佃田量也应是上下浮动的。那些有能力经营最低限量以上土地的佃农，至少能够得到自己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显然，这就为佃农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时期，由于川西地区农业的过密性发展，亩产已经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总体亩产量和清末相比没有大的增长。对雷明远来说，地里所产，必须精打细算，方能有所积蓄。但是他的袍哥身份使他无法节省开销。后面我们将看到他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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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的这种身份，也挑战了过去我们对农村阶级划分的认识。土改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雇工。一般佃农都是划归贫农。但是，雷家应该算什么身份呢？农村阶级划分前三项，都是指土地占有者，这显然不适合于雷明远。他也不属于后两项，虽然他没有田产，但是却雇有长工和短工，俨然和地主富农一个档次。其实，他更像一个小农场经营者，他的收益是靠经营，而不是靠田产。[31] 如果他经营得当，则收益足够养家，甚至还可以资助一帮袍哥小兄弟。反之，则可能面临破产。后面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最后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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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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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二部分 地方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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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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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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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们的生活，总是和神灵联系在一起。家有灶神，乡有“社公”（又称“土地”），城有城隍。沿着“望镇”的河坝，有一条曲折的小道，两旁长着树，道边就树立着一尊佛像，在受现代西方科学教育的沈宝媛看来，“这是一个迷信的代表物”，但是对于乡民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它是“专为死魂超度所用，同时也是镇压邪气的祭祀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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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宝媛去过雷家以后，也觉得“迷信的思想在雷家迷漫着”，堂屋正中的神龛，驱邪的香，“均表现全家具有信奉鬼神的迷信色彩”。街邻中也不时会传出一些碰到鬼神的新闻。夏天大河涨水，冲走了土地庙的菩萨石像，“大家争相诉说着，这是因为土地公公与婆婆吵了嘴，所以籍[藉]此分家”。土地庙可能是中国最常见的小庙，几乎在任何一个村庄、乡场、城镇都可以看到，土地公或者土地神也是乡民最经常祭祀的神，人们一般直接称其为“土地”，也称为“社神”，还有不少人家在家里祭祀土地（图6-1、6-2）。[2] 人们认为土地是一方土地上的守护神，可以说是最接近人们生活的大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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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一座四川乡村小庙。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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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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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一座驱鬼石像。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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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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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还信奉驱邪、消灾、巫医、端公等仪式。雷大娘曾讲到，女儿淑英有一次重病，昏迷不醒，赶快拜了一个“同属性”的干妈。这里所谓“同属性”，显然是指生辰、八字、属相、克相、凶吉等等。拜干妈有一套送礼的规矩，先由干女家送去一刀肉、几十个鸡蛋、一双袜带、一对红烛、一把香，由雷大娘扶着病中的女儿去干妈家，点好了红烛与香，向干妈叩头，干妈受了礼，给干女家一千一百块钱。拜干妈以后，淑英的病就好了，所以雷大娘对这个仪式的效力深信不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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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灵官”是另一种驱邪活动，即凡演戏前由一些艺人站在灵官像前，“照样装束，鼓锣迎归，登台说神话，说毕收戏，谓之灵官扫台，不如此不能驱除鬼怪也”。又如“捉寒林”，寒林是传说中相貌凶恶的旱魃魍魉之类，凡遇有瘟疫或者得病死者，便找一个乞丐，装作寒林，藏在墓地的草丛中，众人将“寒林”捕捉回来，囚在笼中，以此来驱邪。再如“收鬼”，如果遇家里有人病重，则请端公跳神，端公称有鬼，必须收鬼病人才能痊愈。他取一小瓦罐，开始作法，然后说鬼已经收进罐中，将罐封闭后埋于百步外，或者倒悬庙中，有的则置于石牌坊上。人们在路边会看到石牌坊上，瓦罐重重叠叠，可见“收鬼”活动的频繁（图6-3）。[4] 当然，在沈宝媛看来，这些都是“迷信”活动。傅崇矩在20世纪初编的《成都通览》中，也把这些活动归在“成都之迷信”的类别中。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化和西化的推进，精英经常使用“迷信”这个词，去描述大众宗教和风俗，带有明显的批判和鄙视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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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西平原的农民家中，人们还在家里供奉天地君亲师、历代祖先和去世的父母，还有其他杂七八杂的神灵，如门神、观音、弥勒、泰山石敢当等。各乡都有神祠，以观音、文昌、关帝、财神等为最多。拜神经常是季节性的，还有就是传说中的神的生日等。在民俗中很能代表地方特色的就是各地的时俗，即岁时节令，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存活动中，认识到了物候变化与时序节令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它们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糅合成带有纪念、祈福、祭祀、驱邪、禁忌、娱乐等功能的节日民俗。一般时节与农忙错开，双抢、秋收等农忙时无重大节日，特别是没有持续时间长的活动，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农闲时的节日则有利于恢复体力、调整节奏。节日多在场集活动，届时远近乡民都要赶会，无疑也促进了市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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