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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乡村妇女多不识字，写信需要请人代笔，乡场上有人摆摊提供这种服务。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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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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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从20世纪初便已经形成了妇女解放的强大舆论，这是因为清末新学堂的兴起，新思想的传播，新媒体的发展，当时便有人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妇女解放：“我待要举双手，打破男女尊卑级；我待要鼓双唇，吹起了女学大风潮。你看那破碎山河，全仗我素手纤纤得好。”要求男女平等，大兴女学，提出了妇女在重振河山中的重要作用。由于风气的开化，当时有主张男女婚姻自由者，有要求男女平权者，成都文明书局甚至印制有《自由结婚歌》：“记当初指环交换，拣著平生最敬、最爱的学堂知己”，“可笑那旧社会全凭媒妁通情”。[4] 公开提倡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另外还有提倡天足等的宣传，妇女特别是知识妇女的思想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到辛亥保路运动爆发时，妇女已达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地步，她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组织——女子保路同志协会。还发出《告川中妇女书》，号召全川妇女挽救危亡。她们实际把这一运动作为争取自己应有权利、反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国有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亦认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就是生儿育女，外国人也认为中国“女子为玩物”，这是中国妇女的耻辱。在晚清，四川的妇女就宣布过要“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并可造子孙之幸福”。[5] 但是，当我们看到她们在1940年代在“望镇”的地位时，不得不承认这个变化真是太艰难，太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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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报告中谈到几件事情，说明“望镇”妇女卑微的地位。有两家军人后代家庭，一个是何家，父亲早已去世；另一个是余家，父亲远在桂林。由于两家都见过世面，加上这两位母亲都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家的女孩子的作风难免与乡下女子有些不同，“态度活泼”，举止在乡民看来“不免有些轻挑[佻]”，而且还和其他中学的男学生做朋友，“差不多许多乡人们都很歧视他们”。雷明远这个“顽固头脑”怕女儿受她们的“坏影响”，坚决禁止淑英与她们一起玩耍。有一次，他看到淑英跟她们在一起，暴跳如雷，“要推她下河去”，幸亏雷大娘很快赶来，才没有酿成悲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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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雷明远对于男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觉得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支撑门户。所以雷明远愿意出钱供儿子上学，还为儿子将来做生意准备了钱，但是他绝不情愿拿钱让淑英受教育。当然，这也有他是继父的因素，他只是希望早日把淑英嫁出去，平日都是以很严厉的态度对她。雷大娘常常因为他对待儿和女的不公平与他发生口角，但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主意。假如儿子具龙没能上学，淑英就更没有念书的可能。所以雷大娘总在设法让具龙报名入学。作为继母，她孜孜不倦地督促继子读书，也是为了争取淑英读书的机会，因为她可以从男孩念书的费用中拨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女儿。但读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做母亲的用心良苦，她经常当耳环，卖手饰，来凑足女儿的学费。但具龙对念书毫无兴趣，常常逃学，而淑英则聪明用功，她在家常以小先生的姿态讲解功课给哥哥听，母亲看着心里高兴，还炫耀地告诉旁人。但是重男轻女的雷明远则非常不满，觉得丢了面子。他不喜欢淑英活泼的性格，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规规矩矩。学校开游艺会，当有淑英表演的时候，他却很不愿意看。相反，雷大娘则高兴得有说有笑，觉得女儿是母亲的光荣。雷家夫妻常为此而产生矛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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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雷明远的“封建脑筋”，还有更多的故事。[8] 过去的雷明远以凶狠闻名，也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对自己家里的女人管得更严。雷大娘的娘家姓郭，有一个姐姐嫁给成都东南龙泉驿的黄家，丈夫早早亡故，一直守寡。雷大娘被前夫抛弃以后，就把女儿淑英寄放姐姐家照管。淑英五岁的时候，雷明远把孩子接到“望镇”，雷大娘的这个姐姐也随同前来，在镇上开一家茶铺，同时也做点小生意过活。淑英与姨母关系比自己生母雷大娘还密切，而且姨母也最喜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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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茶馆就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公共场所，平日来来往往许多客人。1942年，有流言传播开来，说是某天晚上，寡妇茶馆留宿了一个马姓客人，消息传到雷明远耳里，他暴跳如雷，抓起手枪又要去杀人。雷大娘心急如焚地紧跟在后面，到了茶铺，很多人都拉扯劝说着，听到风声的寡妇拼命逃走了。雷大爷将铺里的茶碗、杯盘、碗柜、桌椅等砸得稀烂，甚至棉被、衣裳等也撕成碎片。他还发誓以后要见着“这个浪女子，一定要将她活活杀死”。以后寡妇再也没有敢回“望镇”，只得住在成都，靠做小生意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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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个流言是怎样传播开来，到底寡妇和客人有何关系。但是沈宝媛觉得“冤枉的可能性极大”；即便真有其事，在别的地方，“寡妇与人同居的事实最多不过是受誉[舆]论的制裁和旁人背后的非议罢了，决不会受当众侮辱或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是有人散布的谣言，“那还会有提出名誉受侮辱的控诉”。但是川西平原，被沈认为是“在一个旧礼教笼罩下的乡村”，一个袍哥首领的家庭，不能对这样的流言蜚语坐视不管。[9] 但雷明远不是利用他的权力去调查谣言的出处，而是立刻要惩罚当事人，这和他杀死自己女儿一样地残忍和武断。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作为袍哥大爷的颜面是最重要的，而事情的真相，女人的名声乃至性命，则并不是他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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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除了人为的社会控制外，道德控制与宗教控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在正确使用方面说来，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改进社会的方式”。但是，在沈宝媛看来，社会控制，一种是人为，一种是文化和传统。在川西平原，这两者的控制对于“社会改进无甚贡献”，有时甚至是“梗阻社会的进步”。知识精英把这称之为“守旧的封建积习”，这种积习只会“对弱者有伤害性的作用”。当需要处理出现的问题的时候，经常发生的不是“积极的善导作用”，而是“恐吓与谋杀”。这样的社会控制，就是一种可怕的控制，与文明背道而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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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对妇女的歧视，还表现在他对使女俊芳的态度上。俊芳原是离此地有百里路之远的黄家坝上谢家的童养媳，在前年，因为不堪婆婆的虐待而逃了出来。[11] 童养媳是过去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婚姻状态，无论贫富，都有可能收养。一般是穷人家的女孩，从小就被送到（很多情况下是被卖到）别人家，作为名义上的媳妇。等长大后，再和那家的儿子圆房成家。富人家买童养媳，经常是因为儿子生病要“冲喜”，或者儿子有残疾、痴呆等毛病，一般人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只好买穷人家的孩子来传宗接代。甚至平民家也可能花很小的代价，收养弃婴或者父母无法养活的小女孩，这样长大成婚的时候，也不用花聘礼了。这种风俗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据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的第一折：蔡婆婆不幸夫亡，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邻居窦秀才向她借银子20两，一年后本利相加，应该还银40两，她数次索取，但窦秀才没有钱还。蔡婆婆见秀才有个七岁的女儿，长得可爱，于是提出要她做童养媳，以抵这40两银子。就这样，年幼的窦娥因父债，而到了蔡婆婆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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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养媳从小进入别人家，是幸还是不幸，就要看运气了。有的好人家待童养媳如自己女儿——如《窦娥冤》里面的蔡婆婆，这样可以逃脱饥寒交迫的处境。但有的人家却把她们当丫鬟使用，动辄打骂，如这里的俊芳。俊芳出逃后，经人介绍来到了雷家，每日烧饭、洗衣、缝补等。俊芳的性情比较孤僻，“有时候还很近于倔强”。不像其他佣人们“乐天安命”，她知道被奴役的痛苦，“常想反抗”。在紧张工作之余，她总是希望能偷得一些空闲，能多一点睡眠的时间，或者在橱柜“偷吃一点东西”。借用J.斯各特（James Scott）的话来说，这也可能是她作为一个弱者的反抗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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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在1940年代描写过中国的婢女买卖，这些买卖经常是在所谓“人市”上进行的。在乡下的交易一般是先由媒婆（她们大多兼营这种生意）把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带上门来，年龄大概都在八至十二岁，因为太小的不能做事，而太大的则容易跟人私奔。这类交易，都不在大厅，只在入门处准备给客人停轿的“轿厅”进行，由女主人负责，男主人如老爷、少爷等只在交易快成功的时候，出来看看丫头的面孔是否端正，定一个适当的价钱而已。凡是丫头生肖属虎，或头发黄，或眼睛小，或牙齿不正等，价钱则尽量杀低。谈妥当了，就在大厅交银，这丫头立刻得另改一个名字，经常用季节加花名，如春梅、夏莲、秋菊、冬桂等，以表示她的丫头身份。丫头被买进家门以后，“就开始那长夜漫漫的奴婢的工作了”。长大以后就高价嫁给农民，或者更高价卖给老爷们做侍妾。照乡下惯例，她们生的儿子得称大老婆为母亲。这些从“人市”上买来的丫头，“平凡而且卑贱的”，没有人关注她们，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轶闻可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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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秦牧讲述了他年幼时知道的两件事。他老家从前养过一个丫头，买进来以后，她常常偷生米和“盐蛇”（即四脚蛇，或称壁虎）。“盐蛇”可入药，据说可以化痰，但人们一般都是做成“盐蛇散”之后才服用，但这“可怜的小丫头却生吞活吃”，据说这习惯是从贫穷的老家带来的。另一个故事是村子里的一出悲剧：一天夜里，几家大户家里的丫头，把彼此的衣襟缝在一起，跳河自杀。虽然这件事情传播很广，但是死的是一群丫头，“不久也就风平浪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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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家》（以成都为背景）中，也描写了丫头鸣凤的悲惨故事。主子要把她嫁给老头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希望她深爱的少东家、经常同情和保护她的老三觉慧可以救她，实现他以前的承诺，给自己幸福。但是，觉慧这个时候正忙着写文章讨论政治，并没有关心她的绝境。对她来说，觉慧就是她的救命稻草，但觉慧的冷淡，使她心灰意冷。鸣凤死前，想到的是过去十七年中，她所经历的打骂、哭啼、心酸，和自己以前对觉慧说过的誓言：“我向你赌咒，我决不去跟别人。”当晚她绝望地投湖自尽。鸣凤的死，就是抗争，是为爱殉情。鸣凤死后，觉慧反省道：“不单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同她怎么能结婚呢？……不只是为了鸣凤，我对这种生活根本就厌倦了。”[15] 可见，哪怕那天晚上没有忙着写文章，觉慧也不会成为鸣凤的救世主，虽然他同情鸣凤的遭遇，但是对她谈不上爱，也不会为她而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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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俊芳不是逆来顺受的鸣凤。俊芳无法正面和主人发生冲突，但是她不甘如此被奴役，也不奢望别人的解救，而决心靠自己。当然，这样也可能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她经常受到训斥，有时主人叫唤，俊芳来慢了，雷明远大声辱骂，倔强的俊芳实在忍不住，就会顶撞两句，结果招来一顿毒打，手上、身上、臂上都是一块块的瘀血青印，三四天都不会消失。挨打并不能改变她的性格，反而让她更加倔强。但是这样的反抗，使她又遭受到更凶狠的毒打。[16]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做家务的丫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雇佣者。雷家收留俊芳，也带有收养的意味，不付俊芳工资，便证明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丫头是缺乏人身自由的，主人有相当的所有权。在民国时期，中国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家奴制。正因为这种关系，雷明远才能够肆无忌惮地殴打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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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乡村农家的女人和卧室。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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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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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芳只有在厨房的时候，和她比较熟悉的朋友一起，像长工老周，短工老李、小王，以及其他几个田里下力的伙计，才找到一点欢乐。在这里，人们常会听到她放声大笑，甚至有点“歇斯底里”。如果有谁欺负了她，她也会骂出“最难听的烂语来”。她会暗地里诅咒雷明远早死。她代表着“没有受教育，受压榨，具有深厚野性的女人”。从“野性”女人这点看，她和雷大娘很接近。雷大娘有过比俊芳更悲惨的过去，和雷明远的结合，谈不上幸福生活，但是至少从苦海里逃了出来。俊芳却仍然留在苦海中，但她不甘就此罢休，她要抗争，虽然连富有同情心的雷大娘也说：“她的命不好，所以只能为丫头”，“这是雷大娘翻过了命书以后的结论。”[17] 但是，雷大娘的这个结论未免太早。第十二章我们就会看到她是怎样反击，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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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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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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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的经济实力其实并不雄厚，但又必须支撑着场面。虽然经济上是捉襟见肘，但是他和沈宝媛聊天时，从来不提起“家累与负担”，只是沈从旁了解到，他最近两年来“非常清苦”。袍哥活动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经济上实际的好处。在当地袍哥这个集团中，经济活动能力最强的是管事刘大爷，其次是舵把子佟念生，雷明远基本上“未能得甚么油水”，所以只能算“瘦袍哥”。但是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极好面子，对于家境的艰难，他从不提起，相反倒喜欢夸耀自己的本领和财富。遇到陌生的客人，他总要在乡场上请喝茶和吃酒菜，如果客人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他会很不开心，认为有失面子。由于这样的挥霍，弄得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码头做大爷的人，据说就是要这样广交朋友，才能吃得开。如果舍得花钱，会吹牛皮，再加上有雄心、有武艺，就能笼络更多的人，在袍哥中的地位就会长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