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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老年沈宝媛在庐山沈祖荣墓前（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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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之女张维萍女士提供，使用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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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沈宝媛选择的这个题目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从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题目看，这个题目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大多数调查都是关于行业、经济、生活方式、风俗等等，一般被调查的对象没有敏感和排斥，在提供信息方面的顾虑要少得多。对袍哥的调查却不一样，虽然民国时期这个组织已经半公开，但是毕竟是政府明令取缔的，而且这个组织内部有一套严密的帮规，违规可能受到惩罚。当然，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有有利之处，特别是地点离成都很近——不像她的老师林耀华，1943—1945年间三次到小凉山、西康等地，都是路途遥远，千辛万苦，有若干次险有生命之虞。[11] 费孝通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考察，妻子遇险身亡，更是在业内众所周知的悲惨故事。[12] 正是由于距离不远，沈宝媛即使是在考察结束后，还可以与主人公的家庭保持频繁交往。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期的继续交往，这项调查的质量，可能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缺少了雷明远失佃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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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宝媛自己的描述看，她在下乡之前对要调查什么内容、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并不清楚；她来到乡村后，发现袍哥无处不在，而且当人们需要了解地方权力关系的时候，袍哥正是这个关系的中心。结果，地方社会的这个现象，引起了她“对此种会社研究的兴趣，愿意藉着这个机会搜集有关的材料”，这也是她“作此文的正式动机”。[13] 沈选题的过程也证明了袍哥在地方社会强大的势力。可以这么认为，要了解1940年代川西平原的乡村，不对袍哥进行深入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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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同伴们的工作首先从打好基础开始，先和乡民们建立“友谊的交往”，尽量先了解“农村生活的概况，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她们知道，要真正了解这个地区“地方势力”的情况，还必须从上面着手，打通“地方关系”，因此她们拜访了“地方首长们”，先做自我介绍，以“作为对工作的引见”。她们首先需要拜访哪些人呢？乡亲们告诉她们，必须拜访本乡乡长、保安队长以及保甲长等人物，而这些人“多属于‘入社会’的人物”。这里的所谓“入社会”，就是加入了秘密社会，或者秘密会社，即那些“本地袍哥内的首长份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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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这样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雷就住在燕京大学暑期活动办事处不远的地方，“是当地社会上的人物”。在她的论文中，包括论文的题目，经常使用“社团”和“社会”这两个词，后者除了在表述“社会、经济、文化”这类意思的时候是我们常用的“社会”的意思，在沈的这篇论文中，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袍哥的另一个说法。因此，这里所谓“社会上的人物”，就是加入了袍哥的意思。其实，这里也可以有第二个意思，即作为袍哥的成员（特别是首领人物），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这里是指一般意义的社会），便成了一个“人物”，就是指有影响、有地位的社会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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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更多的是通过雷明远的妻子——她称之为“雷大娘”——来认识这个家庭的。她说雷大娘为人“精明厉害”。由于雷家的女儿和儿子都报名参加了她们的农村补习学校，这一层师生关系，使她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和了解他们。因此，她想以这个家庭“作为对袍哥社会研究的开端”。每天上午是补习班上课时间，学生都是初中及小学程度的农民的孩子。这个倒是说明了，当时农民的孩子已经有机会上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家庭负担都很重，放学后都要帮助家里劳动，比如在田里拾稻麦穗、打猪草、集柴火、照顾弟妹等，加之缺乏家庭的辅导，因此学习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困难。下乡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暑假补习学校，对农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非常欢迎。雷家夫妇还热情帮助学校，所以沈说，“我们补习学校的筹办仰赖于雷家夫妇的许多助力”，例如向当地小学借桌椅、搬抬桌椅等事都由雷家夫妇经手，另一方面他们成了“学校的义务宣传员”，并且还在课余学校人手不够的时候，帮助管理那帮学生。虽然沈觉得他们的管理方法“不很得当”，但是他们的协助的确给予了她们的工作“极大的助力”（图13-2、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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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雷明远是一个大老粗，但是他“相当尊崇读书人”，尤其对于沈宝媛等几个在乡下服务的学生更表示“极端的友善”。他津津乐道地和这些年轻人谈论枪炮和军事方面的知识。他有一把白朗宁手枪，每天用油布仔细擦拭。他的枪法极佳，还时常教学生们射击。这把枪跟随他将近20年了，他曾经用它“杀死无数条性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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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氏夫妇的参与，对沈宝媛的调查和报告“有决定性的作用”。她每天下午进行调查，拜访各方面人物，晚上整理调查日志。她逐步发现，应该把论文的范围限定在“这个家庭”，把这个家庭“作为中心”，来了解袍哥的世界，因此，她注意的焦点也就集中在“搜集及整理雷家的材料方面”。[17] 沈宝媛的这个调查限定，对我看重这份资料并以此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目前关于袍哥的资料不甚系统，寻找有一定困难，但如果是一般性的叙述，或者是关于一些地方的著名袍哥首领，或者他们所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相关资料还是能够找到的。而沈的这项调查的独特之处，就是能够进入他们家庭的内部，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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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田里帮忙的小孩。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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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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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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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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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的开始，沈宝媛还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毕竟袍哥是一种带有秘密色彩的社团，其成员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出自己的故事，调查工作可能面临“地方势力的支助及阻挠”，所以调查的策略就非常重要。她尽量把调查变成日常的聊天，通过对袍哥的“有意无意的询问”，来得到他们“全盘真诚的回答”。[18] 例如她有时故意询问雷大娘一些老药方，或者在厨房中向她学习做菜，营造接近的机会，由此逐渐了解这个家庭生活的情形，以及“袍哥社会的一般内幕”。[19] 她在提问的时候，尽量运用“含蓄的询问方法，异常随和的态度”，以期得到“真实的回答”。她并没有向他们说明是为了收集论文资料，而只说是“为了好奇心的趋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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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沈宝媛对自己的调查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还是充满信心的，她觉得对“袍哥会社有了一个清晰与整体的认识”。[21]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雷氏夫妇几乎成了我们经常的客人”。同时，沈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拜访，“在许多个漫漫的黄昏，当夕阳的光辉斜照在金黄色的稻田中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作着客人”。由于雷的女儿淑英要到沈宝媛那里去补习英文，经常去燕京大学暑期办事处，因此她们交往非常密切，在一个月中，“友谊建立有更深的基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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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望镇”只待了一个月零十天，时间有限，不像人类学家能长时期待在一个地方进行考察。不过，由于成都和“望镇”距离不远，而且她和这个袍哥家庭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结束以后，她和这个家庭继续保持着往来，论文中所讲到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本书第十一和十二章的内容，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是在调查结束以后的持续交往中，雷的妻子和女儿向她讲述的。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但是我们也大体可以预测主人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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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结束以后，沈宝媛在1945年8月和9月的几个星期天，特意下乡去看过雷家几次。11月15日，雷大娘与她的女儿亲自来到成都陕西街的燕京大学校区（见地图4），12月8日又到学校玩了一整天，淑英还观看了学校学生演出的话剧《芳草天涯》，当晚就住在学校，第二天才回家。[23] 这些后来的交往，也有助于沈对雷家的了解，毕竟她在乡下只待了一个多月，持续的交往，才使她的材料收集“有了大体的轮廓”。由于没有限制的日常闲聊，“可以更深入的说到许多具体的东西”。次年1月19日，沈又带英国人克来礼女士及一位叫锦娟的学友一同到“望镇”，“乡下友人们热诚招待”。[24] 当天下午回学校时，沈宝媛又带淑英一同回校，淑英住了一晚，次日午后才回家。1月26日，淑英又进城看望沈宝媛，给她讲述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以后的几乎每一个星期日，她都到学校来，有时候是同她的母亲一起来。在“XX中学开学以后，她更搬来了陕西街”，这样她们每天都可以见面，这样使沈宝媛的资料收集更方便，最终使她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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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沈宝媛没有在这里透露淑英到成都所上中学的名字，而以“XX”代替，但我可以确认是陕西街27号的教会学校“华美女中”。抗战期间因为空袭，华美女中和隔壁的启化小学都停课疏散，燕京大学成都复课就是在这两个学校的原址。[26] 而华美女中的疏散地，应该就是“望镇”（即崇义桥，关于“望镇”与崇义桥的关系，见第十四章），因此淑英进入华美女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根据1940年11月18日叶圣陶的日记，他“与颉刚至崇义桥华美女中，颉刚应其校长范希纯之招宴，余则从子杰之嘱，顺便往视其校之国文教学”。[27] 崇义桥下辖的13村，其中之一就称为“华美”，很可能来源于这所中学抗战期间疏散至此地的历史。[28] 战后，华美中学也复校了，淑英“搬来了陕西街”，就是说住校了。在这段时间里，沈宝媛其实和淑英就住在同一个地方。到这个时候，沈宝媛的论文也快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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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1940年代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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